隐士也有三种境界：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小隐是为坚守士人独立的人格和文化理想而隐于山林薮泽。大隐是指在朝市庙堂追求士人相对独立的主体意识和人格理想的一种隐逸方式。

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 ，论隐士的三种境界：

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

一山一水一世界，一思一司一禅通。隐士也有三种境界：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

1、小隐：山野之隐

小隐是为坚守士人独立的人格和文化理想而隐于山林薮泽。

作为隐逸之本位，小隐出现时间最早，流传也最为久远，传说在三皇五帝时就出现了巢父、许由这样的避俗之士。

《周易》对隐者人格操守、人生态度的阐发，构成隐逸思想的最早蓝本。《周易·系辞上》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蛊·上九》 又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东汉末年，王室失势，宦官外戚争权，党锢祸起。士人对礼教的轻蔑和对政治的游离，直接导致汉末隐逸之风的勃兴。

《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称：“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洁放言为高。”

这一忤世之隐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与现实政治不合作的精神，反映了士人对时世的违拒心理。

晋代袁宏在《三国名臣颂》说：“夫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代表了当时士大夫们的价值取向。

小隐有着政治无道时独善的无奈和守道洁身的积极意义。

2、大隐：朝堂之隐

大隐是指在朝市庙堂追求士人相对独立的主体意识和人格理想的一种隐逸方式。

官吏虽在朝任职， 而淡泊恬退与隐居无异，既与现实政治保持联系，内心又疏离现实政治，处世但求得意，非关形迹。

它的出现是汉魏以来士人对传统隐逸行为重新审视后自我调适的结果，其最早滥觞于汉代东方朔的“避世金马门”。

东方朔，字曼倩， 西汉时期著名文学家。

汉代的东方朔要算是中国大隐形式的首创者，也是大隐智慧的代表人物。在朝廷间避世，隐身于区区郎官的地位而不求显达，就是东方朔的“大隐”。

东方朔的大隐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据地歌》和《诫子诗》中。

《据地歌》云：“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这简短的二十八字的歌吟，思想明确，感情真挚，语言平实，是东方朔大隐哲学的诗歌式自白。

《诫子诗》云：“明者处世，无尚于中；优哉游哉，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慧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

才尽身危，好名得华，有群累生，孤贵失和。遗余不匮，自尽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现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

这首八十八字的整齐庄重的四言诗，是东方朔的“顾命之作”，也是东方朔大隐思想全面、深刻、集中的表达。

相对于小隐，大隐是形而上的。

经过玄学义理的阐发，它已蜕去原本反映士人在政治体制下追求独立人格和价值理想的印记，代之以身仕而心隐，不失利禄之享又得隐逸清名，既可“安食公田”，又能不染俗尘、心向林泉。

大隐实际上是想以“隐于心”替代“隐于林”来游于世，使现实意义的山林转向精神意义的山林。

3、中隐：市井之隐

中隐的“中”字彰显其调和中庸的色彩。

中隐是一种吏隐 ，它以散官、闲官、地方官为隐 ，在小隐与大隐间找到一条折衷之途，既可免饥寒之患，又可以躲避朝堂纷争。

在为政之暇的山水登临中、在壶中天地的杯酒声色中、在与洛中君子的过往唱酬中，享受欢乐闲适。

白居易明确提出了“中隐”:

中隐

唐·白居易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

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

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中隐”是白居易晚年所持的重要思想，对他的生活实践和文学创作都有深刻影响。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

闲逸潇洒的生活不一定要到林泉野径去才能体会得到，更高层次隐逸生活是在都市繁华之中，在心灵净土独善其身，找到一份宁静。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悟道就是心境和层次上的升华。

当你完成自我心境的升华，翻越了心中的那座山之后，哪里都可以是隐逸的山林，在哪里都能做到淡然随和、飘然洒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