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来，中国同希腊紧凑的高层互动，以及11月签署的《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引得诸多外媒感叹“希腊已投身中国怀抱”。

中国同希腊之间的联系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古希腊称中国为丝之国。

在古希腊人的口中，丝之国的国民文明、谦和、体格强健，甚至有不朽的生命，可以活到200岁。

步入新时代的中国和希腊，除了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还有着相似的海洋领土争端问题。

爱琴海位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但希腊却拥有几乎整个爱琴海，临海却又“无海可用”的土耳其免不了眼红心急，像中国南海周边的一些国家一样，时不时的做出一些挑衅行为。

那么在这一领土争端中，希腊坐拥“整个”爱琴海的行为是否合理呢？它在爱琴海地区的疆域又是如何确立的呢？

自古以来的海洋民族

若要在现实中寻找一个类似于亚特兰蒂斯的海洋王国，那么一定非古希腊莫属。

因为亚特兰蒂斯的传说正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同时希腊文明又是一个生长于大海的海洋文明。

希腊世界位于巴尔干半岛的最南端，与沃野千里，水土丰饶的中华大地不同的是，这里山岭众多，平原狭小，没有大江大河，只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从斯巴达到雅典，如果走陆路，要翻山越岭三四日，而走水路，则是“朝发夕至”，一日即可。

便捷的海上交通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希腊人的出行首选，一个精于航海的海洋民族也因此而诞生。

同时，局促的土地和难以开垦的山岭又极大的限制了各地城邦的发展。因此，希腊人早早的便将拓展方向从陆地转向了海洋。

公元前8世纪，当中国开始陷入春秋战国的诸侯纷争之中时，希腊人便走上了向海外殖民的道路。

到公元前6世纪，不止爱琴海，连黑海、地中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都被纳入了希腊人的势力范围，而爱琴海也在此时成为“希腊人之海”，只不过此时的爱琴海邦国林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最早统一爱琴海

古希腊因被山岭、河流及海洋分割，比不得中华大地的广袤无垠，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城邦世界，依山而建一座城便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仅雅典东部的优卑亚岛上就有5个城邦国家，而整个爱琴海有2500个岛屿，城邦国的数量之多可想而知。

邦国林立，各自为政，使得爱琴海地区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纷争状态，直到波斯帝国的入侵，才让希腊人意识到彼此合作的重要性。

公元前477年，爱琴海地区的诸多邦国在提洛岛达成共识，建立了一个拥有三百多个成员国，以防御波斯入侵，守护爱琴海为目的的提洛同盟，并设立同盟金库，由各成员国共同分担同盟支出。

因雅典一直都是抵御波斯的主要力量，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提洛同盟的主导国，并掌握了存放同盟费用的金库。

公元前448年雅典和波斯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卡里阿斯和约》，这让提洛同盟内的诸多邦国觉得波斯威胁已消，开始想要脱离提洛同盟。

当优卑亚岛上的邦国第一个宣布脱离同盟时，作为“盟主”的雅典立刻决定杀鸡儆猴，迅速出兵将其镇压，并惩罚了优卑亚岛上的邦国民众。

雅典的这一军事行动被它的死敌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科林斯利用。

科林斯趁机煽动并召集了希腊世界各地的城邦国家，于公元前446年，在斯巴达举行了以商讨希腊日后和平为名的邦国联合大会，以期通过会议来控诉并制裁雅典。

但会议的结果却完全背离了科林斯的初衷，会后各国联合发布了一个宣告希腊30年和平的共同声明。

该声明将希腊世界分为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两大阵营，约定彼此互不侵犯，互不干涉。

斯巴达和雅典互相承认了彼此在陆上及爱琴海上的霸主地位，而科林斯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一员只能接受事实。

提洛同盟也由一个反波斯联盟转变为雅典的势力范围，各成员国成为雅典的“属国”，不得因波斯威胁已消而随意退出同盟。

会议之后雅典也迫不及待的推出了新的同盟制度，将原先根据国力分担支出的盟约进一步细化，要求同盟内的300多个邦国必须根据国力按年缴纳相应的费用（雅典自身及莱斯沃斯、希俄斯、萨摩斯等军力强大可以提供战船等军事支持的邦国除外）。

并将爱琴海划分为5个征收区，派遣专员前去征收费用，这一举措类似于中国历朝历代的赋税制度。

中国自文明诞生以来便朝着统一与融合发展，并最终确立了中央集权式的大一统模式。

而破碎的地理环境则让希腊形成了迥异于中国的邦国及联盟政权，如果按照华夏文明中央集权式的大一统标准来衡量古希腊，那么古希腊自始至终都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

因此，以希腊文明的视角来看，雅典虽没有如秦朝那般建立一个名为“雅典帝国”的大一统王国，但其掌管同盟金库，制定费用征收标准，镇压退出同盟的邦国等一系列行为，已经表明其在爱琴海及小亚细亚西部沿岸地区建立了大一统政权。

波斯帝国虽然盛极一时，但其入侵希腊的行动均以失败告终，并没有实现对爱琴海地区的统一管理。

所以说希腊世界的雅典是最早统一并管理爱琴海地区的国家，称爱琴海自古以来便是希腊领土也是完全合理的。

五大条约收服失地

令人遗憾的是，古希腊虽占据先发优势，公元前6世纪就将地中海地区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却很不争气的热衷于内战。

这种邦国纷争的状态致使其先后沦为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

幸运的是，希腊因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而得到了英、法等域外大国的保护，最终通过五个主要条约形成了今日的疆域。

《伦敦和约》

1821年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希腊开始寻求独立，而奥斯曼帝国则对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血洗了希俄斯岛以及普萨拉岛，这一行径引起了欧洲各国的不满，同时也让英法等西方列强看到了奥斯曼的扩张野心，随后英、法、俄三国出手干预，在纳瓦利诺湾消灭了土耳其舰队，并于1830年强迫奥斯曼签订了承认希腊独立的《伦敦和约》。

通过这一条约希腊收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基克拉泽斯群岛、斯波拉泽斯群岛，以及拉米亚以南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古希腊时代雅典和斯巴达势力范围的核心区域。

《布加勒斯特条约》与《纳伊条约》

1912年希腊、保加利亚、黑山和塞尔维亚组成巴尔干同盟向奥斯曼宣战，最终于1913年取得了胜利。

但是战后的胜利果实都落到了保加利亚的手里，特别是原被奥斯曼统治的马其顿和色雷斯大部分地区都被保加利亚占领。

这引起了希腊、塞尔维亚等国的不满，随即爆发了针对保加利亚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年8月10日，作为战败国的保加利亚同希腊、塞尔维亚等国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马其顿被一分为三，希腊凭借此条约获得了爱琴海马其顿。

之后意图夺回马其顿的保加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再次成为战败国，于1919年11月在法国巴黎塞纳河畔的纳伊与包括希腊在内的协约国签订了《纳伊条约》，将爱琴海沿岸的西色雷斯划给了希腊。

《洛桑条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包括希腊在内的协约国于1920年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将恰塔尔加线以西划归希腊的《色佛尔条约》，但是随后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并不承认这一条约，并通过在希土战争中击败希腊而迫使协约国同意废除了这一条约，于1923年重新签订了一份《洛桑条约》。

《洛桑条约》规定“除了格克切岛、博兹加岛和梅斯岛三个岛屿归土耳其之外，其余岛屿的主权属于希腊，包括利姆诺斯岛、萨莫色雷斯岛、米提利尼岛、希俄斯岛、萨摩斯岛和伊卡利亚岛。

而且“只有距离土耳其海岸线3海里以内的岛屿才属于土耳其”，非常明确的划分了爱琴海岛屿的归属。

巴黎和约

1911年意大利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了佐泽卡尼索斯群岛，因最初以为该群岛由12个大岛组成，因此又名十二群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希腊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与意大利签署了《巴黎和约》，收回了十二群岛的主权，至此，爱琴海诸岛再次回归希腊的怀抱。

有这么多条约来确定爱琴海的归属，希土之间理应是不该发生海洋领土争端的。

但土耳其却利用和约的漏洞，以和约只确定了爱琴海岛屿的归属，没有对岩礁的归属进行划分为由，不断的在爱琴海中制造争端。

这种情形也使得希腊更能理解中国的南海争端，在南海仲裁案被西方媒体炒的火热之时，希腊就曾反对欧盟发表指责中国的声明，其国内的主要政党也明确表示“相关主权国家应该在尊重历史事实和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磋商。”

“尊重历史事实”这一说法鲜少从其他西方国家口中说出，这也是只有“相似、相知、相亲”的古老文明才会有的默契。

如今希腊已被视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欧洲地区最稳固的桥头堡，而在“一带一路”的联结之下，中国同希腊定能互鉴互进、共同发展、共享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