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冈红色事迹感人的革命故事(黄冈历史红色文化故事)
井冈山的革命故事：
1927年10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以宁冈县为中心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此鲜为人知的井冈山被载入中国革命历史的光荣史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
井冈山的斗争，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2月为止，共计两年零四个月，时间虽不长，但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尤其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井冈山会师的历史意义：
井冈山会师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存了一大批坚定的红军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聚集了湘赣边界武装力量的精华，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坚定了边界党和群众建立和发展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信心和决心，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
1、壮大武装力量
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会师汇集了湘赣边界革命的武装力量，井冈山业已成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汇合点、中国革命的立足点和中国胜利的出发点。
2、保存、培养和锻炼了红军事干部
井冈山会师后，一大批坚定信仰马列主义的工农红军指战员，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他们得到了锻炼和磨砺，增强了革命信念，培养了革命意志，提高了实际工作能力和对敌作战水平。
在伟大的井冈山斗争中，一大批优秀红军指挥员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历经艰辛磨砺，遍尝甜酸苦辣，脱颖而出，锻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代开国元勋。
[img]田氏双烈——田淑扬、田激扬，是安徽省凤阳县府城镇人。辛亥革命时期，他们为救国救民英勇奋斗，前仆后继。
田淑扬生于1884年，字亚豪，在家排行老三。1905年，在长兄田仲扬的影响下，考入南京南洋将弁传习所。1906年，为了响应湘赣边界的萍浏醴起义，东京同盟会总部派部分会员回国，策动长江一带革命。孙毓筠、柏文蔚等策划刺杀两江总督端方，举行起义，田淑扬为联络此事而积极奔走。12月，因计划泄露，田淑扬辗转来到安庆。不久，田淑扬加入安庆新军，担任步营弁目。1908年11月，田淑扬参加了安庆马炮营起义。起义失败后，田淑扬避走江西，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各省纷纷响应。田淑扬奉同盟会之命返回凤阳组织江淮义军，11月，与进攻凤阳的淮上军里应外合，占领了凤阳。此后，田淑扬担任淮上军营长。
凤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清两江总督张勋闻凤阳被占领以后，深恐后路被切断，于11月14日进犯凤阳临淮关。田淑扬问讯后，率部迎战，与援军一起鏖战了两昼夜，全歼来犯之敌，保住了临淮关。12月，江浙联军攻占南京，张勋率残部沿津浦路北窜。田淑扬率淮上义军在临淮关南岗阻击清军，经过奋战，义军弹尽粮绝，田淑扬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田激扬生于1890年，字昂甫，排行老四。1906年，田激扬应其长兄田仲扬之召，前往安庆，并考入安徽省陆军测绘学堂。在田仲扬的引荐下，先后加入岳王会和同盟会。9月，田激扬被选入马队弁目训练所学习。1907年初，田激扬从南京来到安庆，不久任新军步营弁目，同年4月，田激扬因毕业考试成绩优秀，被选派充任新军马营弁目。他到任后，与同在马营、炮营活动的革命党人熊成基、范传甲等人经常聚会，商讨反清大事，先后联络了数百人加入了岳王会。1907年6月，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田激扬愤而立誓：“杀身成仁，以敬伯荪之志！”1908年11月，田激扬参与领导了被誉为“步徐公之后尘，启武昌之先声”的安庆马炮营起义。
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熊成基、范传甲、田激扬等认为这是起义的绝好良机。11月19日下午，熊成基等10余人在安庆叶氏会馆举行秘密会议，最后拟订了十三条作战密令。当晚九时许，田激扬布置好起义事宜，十点整，马营与炮营的官兵以点火为号，1000多人杀向安庆城。然而，由于清军早有防备，城内的起义军无法接应，城外的起义军苦战一昼夜，攻城不下，遭清军围困。起义军只得向庐州方向撤退。田激扬突围以后，辗转返回凤阳。清军获悉后，赴凤阳缉拿。11月27日，田激扬被捕，不久英勇就义，时年18岁。
为了表彰田氏兄弟，1912年，安徽都督柏文蔚呈请孙中山大总统批准，追授田激扬为陆军上将，田淑扬为陆军中将，并在凤阳城内建立了田氏双烈祠和大汉忠烈祠。墓志铭曰：“神州魂，义士血，淮山淮水增光烈，朊匕平原奠汝血”。1984年，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田氏双烈士墓迁入凤阳革命烈士陵园内，供后人瞻仰。
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童年随父亲入村塾读“四书”“五经”，学写诗文。他勤奋好学，爱好劳动。由于常听父亲讲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清政府腐朽无能、丧权辱国的故事，使得幼年的李四光就萌怀了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为祖国争气，学会造船，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1902年，两湖开办新学堂，李四光离开家园，来到省城武汉，顺利考入西路高等小学堂。由于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因此学习未满两年，尚未毕业的他就被湖北省选派官费留日深造。1904年7月，李四光抵达东京，入宏文书院学习日语。
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5年8月，李四光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中山先生见其年轻，勉励他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更加坚定了李四光刻苦学习、报效中华的决心。1907年7月，李四光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初步实现了他为祖国学习造船的心愿。1910年7月，李四光毕业归国，任武昌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兼工场场长。第二年秋夏之交，他参加清政府举行的留学生回国第六次廷试，成绩优等，获“工科进士”称号。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清政府被推翻，武昌成立了鄂军都督府，李四光先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后被选为湖北省实业部部长，1912年改为实业司司长。不久，袁世凯窃权，篡夺了革命果实，辛亥革命失败。李四光怀着郁闷的心情，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的职务。1913年7月，李四光获临时稽勋局通知，官费保送留英学习，入伯明翰大学。考虑到为祖国造船，不能没有钢铁，要钢铁就得先搞冶炼，因此他先学了采矿一年，又感到采矿离不开地质，又决定转到理科地质系，开始专攻地质学，从此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事变前后，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先后邀请了全国各大学教授及各界领袖举行谈话会，名曰交换对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意见。李四光作为首批邀请对象到了庐山。李四光也想了解一下国民政府对抗战的态度，所以，上山后他先是拜访了曾经与其在日本、南京有过交往的汪精卫。一见面，李四光就提出“现在再不打，别无出路”的观点，而汪精卫却大谈不能打的道理，使得李四光非常失望。当蒋介石、汪精卫正式举行谈话会时，李四光断然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由于李四光不买蒋介石的账，加上他一贯反蒋，当传来蒋介石要抓他的消息后，为了家人的安全，李四光全家搬到了农村。农村幽静的环境，更让李四光静下心来从事科学研究。在煤油灯下，他完成了《二十年经验之回顾》《山字型构造实验和理论研究》等论文和著作的初稿。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却从未中断过自己的科学研究。1941年，李四光获得“丁文江先生纪念基金委员会”奖金。
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地质研究所也迁回南京。1946年11月，李四光乘船由重庆准备回南京。这时，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已经打响半年，使得他对蒋介石彻底绝望。抵达南京时，尽管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在码头迎接，但李四光却不下船，直接去了上海。1948年2月，李四光应邀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年会后，没有立即回国，而暂时移居海外。随着解放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方向的进一步发展，国民政府要员开始纷纷南逃，地处南京的地质研究所也被通知搬到广州中山大学。在国外的李四光得知消息后，连续写信给地质研究所的同事，希望同事们设法阻止地质研究所南迁。由于李四光的强烈反对和研究所其他同事的共同努力，研究所最终留在南京，解放后几乎原封不动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周恩来指示郭沫若一定要同仍在国外的李四光联系上，邀请他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郭沫若遵嘱，给李四光写了请他回国的信。南京解放后没几天，陈毅司令员到地质研究所视察时，询问李四光的有关情况后，明确告诉地质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欢迎李四光回国。
正当李四光在焦急中等待起程的时候，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策划了阻挠李四光回国的阴谋。他们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如果不办，就要扣留他。李四光当机立断离开了英国。当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馆派员来找李四光时，他已经到了法国。1950年4月6日，李四光携家人安全回到国内。他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李四光对“中国贫油”论提出挑战
旧中国有三个全国性的地质机构：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矿产测勘处。通过调查和征求地质工作者的意见，新中国政务院批准建立“一会、二所、一局”的方案：一会，即地质工作计划调配委员会，后改为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二所，即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一局，即财政经济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
全国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后，我国地质工作和地质研究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随着经济建设形势的进一步发展，1952年8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七次会议又决定成立地质部，任命李四光为部长。从此，李四光走上了领导全国地质工作的重要岗位。
李四光出任地质部部长之前，国外的所谓地质权威们根据他们对中国的肤浅研究，曾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中国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遥远；西北部不会成为重要的油田；东北地区不会有大量的石油。总之，中国是一个贫油国。这个结论当时为整个中国地质界所相信，唯独李四光对此持有异议。
早在1928年，李四光就根据自己的研究，对“中国贫油”的定论提出了挑战。1935年他再次提出中国可能找到石油。但是，要推翻权威的定论谈何容易。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对石油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石油生产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严重瓶颈。毛泽东主席曾亲自把李四光叫到中南海，十分担心地问：“有人说"中国贫油"，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新中国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能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
李四光非常明白主席此话的分量，他要为领袖分忧，而领袖的信任，更成为他努力向前的不懈动力。李四光一直不同意“中国贫油论”。一次他在石油管理总局作报告时，根据自己的地质理论，扳着指头说，中国石油勘探远景最大的区域有三个：第一，青、康、滇、缅大地槽；第二，阿拉善陕北盆地；第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
李四光的报告给人们以鼓舞。他在详细地分析这三大含油远景区域的地质构造特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应该首先把柴达木盆地、黑河地区、四川盆地、伊陕台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寻找石油的对象。1956年3月，他出任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主任。在他的指导下，全国石油普查工作开始了。通过普查，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了含油远景区。
根据李四光的理论，中国石油大军开进了松辽平原，开始了大庆石油会战。事实证明，李四光的分析是科学的。1960年对于新中国来说是最为困难的一年。然而就在这一年，大庆油田会战却取得了重大胜利。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大量能源的时候，由于广大地质工作者的艰辛努力，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1964年12月20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作为人民代表，李四光参加了这次盛会。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他。一见面，毛主席就亲切而幽默地对他说：“李老，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正在练太极拳的李四光还真的以为毛泽东问他打太极拳的事，就连忙解释说：“前几年动手术，身体不太好，在杭州学过一阵太极拳，但打得不好。”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打太极拳是指找石油，是对李四光为中国找到石油所作出的贡献的充分肯定。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出席会议的李四光听到这里，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油"和"铀"两种矿”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李四光青春焕发，扬眉吐气，感到腰板硬了，信心足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了。他说：“就一个世纪来说，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说，只有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出现以后，中国人民才找到了正确的领导，脱离了受屈辱受压迫的生活，并且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
1958年12月，党组织根据李四光的申请和表现，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李四光就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了。那一刻，这位身经两个时代和坎坷旅程的老科学家陶醉了，他感觉有莫大的幸福拥抱着他。当时已临近古稀之年的李四光，竟说自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才开始”。他似乎浑身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之中。
提起新中国的核工业，很多人能说出一串科学家的名字，但里面如果没有李四光，这份名单至少是不完整的。李四光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把“原子裂变”作为天然能源之一提出，他认为铀矿是稀有放射性矿床，往往产生在地质构造复杂的地区。20世纪30年代他曾派学生去广西调查铀矿，首次发现了磷酸铀矿、脂状铅铀矿和沥青铀矿。这项工作，后因战乱暂时提不到实际利用日程而中断。
1953年夏天，李四光到北戴河疗养，朱德、李富春等也在那里。李四光平时走路有观察地质的习惯。有一天，在北戴河海滩边，他散步时发现了一堆黑砂。当地渔民告诉他，日本人占领时期，曾挖走不少这种黑砂。当夜，李四光就派人带信到北京，找钱三强借仪器测试，并随即向朱德反映此事。朱德提出，应及早着手放射性矿产资源的调研。
第二年，李四光在地质部普查委员会设立了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铀矿资源的调查，这等于延续了他20年前想做而未能展开的工作。他在地质学会第二十九届学术年会上敏锐地提出：“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油"和"铀"两种矿。”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毛主席在会上问李四光：“中国有没有造原子弹的铀矿石？”
李四光拿出随身带来的铀矿石标本，答道：“有。但一般的天然铀矿石，能作为原子弹原料的成分只有千分之几，因此需要大量的铀矿资源和浓缩铀工厂。”李四光他们当着中央领导人的面对矿石标本进行了一次现场测量，探测器刚一接近矿石，就产生了信号。
毛主席见状非常高兴，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床来。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此后，李四光一直身居领导中国核工业事业的核心位置，曾任1956年成立的国家原子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陈云）、1958年成立的中科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主任。他不仅直接领导原子核科学委员会的经常性工作，还亲自给来自基层的地质工作者进行讲解和部署。在他提出的三条东西构造带上，陆续发现了储量丰富、品位高的铀矿床。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李四光的贡献有多大，是不难推想的。
晚年潜心地震研究
李四光回国后，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20世纪60年代，有关方面曾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他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在紫竹院北面的小楼。这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点缀。
李四光是地质学家，择地而居，必然捎带关及“水土”，选象鼻子沟是如此，选此地也是如此。从周围的一些历史遗迹看，这里不失为一处“风水宝地”：门前有一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有人测量过，这棵树干周长9.8米，树高约27米，树冠荫地面积约400平方米。传说当年李自成攻打北京时，曾在这棵树上拴过马。李宅正南是紫竹院，西面是万寿寺，北面是法华寺，还有几座历代名人的墓安在附近，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兵部尚书甘文、明朝大太监刘瑾等。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这块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
中国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李四光对于地震地质和地震预报工作十分重视。早在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地震工作委员会时，他就亲任主任委员。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七级以上地震。灾区牵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周总理几次召开会议讨论有关事情，李四光都参加了。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李四光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为党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受总理两次到邢台视察的强烈感召，李四光也到了邢台地区考察，取得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李四光提出，地震地质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侦察地震这个地下“敌人”的潜伏场所，并监视它的活动，为保卫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服务。
1968年，盛传北京将发生强烈地震。一天深夜，李四光接到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当他赶到会议厅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周总理请李四光坐在他的身边。这次会议是研究国务院接到的有关方面的报告，说当天清晨七时北京将发生七级地震，请国务院批准立即通知居民搬到室外居住。事关重大，总理把李四光请来，就是想听听李四光的意见。
李四光仔细听了有关方面的汇报，又给北京地区的一些观测站打电话询问是否出现异常现象，各地都回答尚无异常现象。这时，李四光才对总理说，根据邢台等地区地应力的长期观察，有大震，一般都会有变化。根据北京各观测站观察的结果，今天晚上不一定要发出警报，当然要密切注意。
周总理觉得李四光的分析很有道理，就同意了李四光的意见，当晚没有发出警报。事实证明李四光的判断是正确的，北京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行动。
李四光的科研成果为党中央的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注意。1969年5月的一天，李四光被毛主席找去谈话。他们从天体起源谈到生命起源。临别时，主席对李四光说，我很想看你写的书，能不能送几本书给我。他请李四光帮助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
李四光问：“您想看哪些方面的科学资料？”
毛主席用手画了一个大圈说：“就是你研究范围的资料。”
李四光非常感动，认为这是毛主席对科学事业的关心。因此，李四光亲自选编了七项科学资料送给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
李四光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院士(原称学部委员)，全国科联主席、中国科协第一届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副主席。他是个多才多艺的科学家，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1920年，他在巴黎曾用随身携带的一张8开12行五线谱纸，谱写小提琴曲《行路难》，这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低沉的主调中带着高亢的强音。在近80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晚会上，这首小提琴曲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世，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
李四光待人和蔼、慈祥，不摆架子，无论对下属，对身边工作人员，对保姆，都一视同仁。因而，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也都愿意当面向他提出来，无所顾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任大家，只不过不用训人的方式而已。这也体现了一个大科学家所具有的胸襟和涵养。
李四光晚年仍在密切关注着地震研究。他经常分析大量的观察资料，还冒着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逝世的前一天，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给儿女留下遗嘱，谈的是他最后几年经常思考的地震预报、地热利用和海洋地质等方面的问题。他把自己一生的辛勤劳动都献给了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周恩来总理在李四光追悼会上含泪读了他的这封遗嘱，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在追悼会结束时，周总理指示李四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一定要把李四光的遗著整理出来，一定要继承李四光的科学精神。
很多，很有教育意义 九江海外旅行社简单介绍：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80年前，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 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从此，井冈山便以其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而浓墨重彩地载入了中国革命史册。井冈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是中国革命的皇皇 巨著。在井冈山血与火的斗争中培育出来的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重要源头。
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岁月里，红军官兵与当地群众一道，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勇于奉献，战胜了无数难以 想象的艰难困苦，留下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辉煌事迹。这些感人事迹震撼了井冈山儿女的心灵，并深深铭刻于他们的心底深处。
一代又一代的井冈山儿女，用朴 实无华的语言，在村落、在田头、在山野、在庭院传颂着这段感人的历史，传颂着这些感人的故事。
井冈山人民在传颂这些故事的过程中，融汇了他们对革命英烈的 厚爱和敬仰，同时也发挥了他们的丰富想象力，凝聚了他们的憧憬和愿望。
经过一代又一代井冈儿女的传承，经过传承中的提炼和加工，当年的事迹便演变成了根植 于井冈山的红色故事和传说，形成了井冈山的独特红色文化现象。
这些广泛流传于井冈山区域的红色故事和传说，寄托了井冈山人民对党和红军的深情厚意，是井冈 山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陈潭秋（1896-1943），名澄，字云先，号潭秋，湖北黄冈县（今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1920年和董必武、刘伯垂等7人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1年创办湖北人民通讯社，任社长。7月，陈潭秋与董必武参加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回汉后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1923年2月发动与领导了武汉各工团学生组织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遭杀害，壮烈牺牲于天山脚下。
0 
0 
0 0 
0 
0 
0 
0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