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判定，商朝的国祚始于约公元前1600年，终结于公元前1046年，前后存续约550余年。然而，这个存在了550年的王朝，却有近400年在打仗。

商朝立国550年，为何400年都在打仗？并非好战，你看考古发现什么？

《左传》对国家大事有一段非常精炼的总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祭祀与战争，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两大事务。但这段凝练最早并非指代周代社会，而是指殷商王朝。

商朝对祭祀和军事的热衷，近乎狂热。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判定，商朝的国祚始于约公元前1600年，终结于公元前1046年，前后存续约550余年。

然而，这个存在了550年的王朝，却有近400年在打仗。

商汤灭夏“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奠定了商朝的统治根基，在经历了一百余年的和平之后，从商王仲丁迁都于嚣开始，商朝开启了对周边方国的大规模征战。

仲丁征蓝夷，河亶甲征夷、班方，武丁伐鬼方、土方、羌方，武乙征犬戎，帝乙征夷方、盂，直到末代君主纣王在位时，商朝依然在调集大军征伐东夷，东征西讨。

夏朝遗存二里头遗址中，出土文物以礼器为主，偶然发现的兵器，也属非实战性质的礼仪用具。

而商朝却截然相反，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出土的青铜器中，兵器比例占到了15%，商朝中晚期的殷墟遗址出土的兵器比例上升到了70%。

殷墟西区发掘的939座墓葬中，有166座出土了实战兵器，甚至包括平民墓葬。

殷墟不仅发现成批的戈、矛、箭簇等青铜兵器，还出土了大量战俘头骨，人种囊括了蒙古人种、太平洋黑人种、高加索白人种、爱斯基摩人种等等。

甲骨卜辞中，商王出征前要占卜祭祀，战争结束后还要向祖先燎祭。

显然，商朝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依然是一个军事帝国，战争和祭祀几乎占据了这个帝国绝大多数统治时间，东征西讨是历代商王的主要政治活动。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商朝如此热衷于战争，真的是因为殷人好战吗？

我们首先来看传世史书和出土的甲骨卜辞关于商朝征战是怎么说的。

仲丁征蓝夷，是“蓝夷作寇”侵入殷商疆土；武丁征伐土方、鬼方，是因为对方“数侵殷边侯田”；征伐羌方的起因是“贞乎吴御羌”（命令王室贵族吴抵御羌的进攻）；

而商朝后期对东夷的大规模征战，史书记载的很明确，“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武乙时国力衰弱，东夷入侵攻入中土）”，“商纣为黎之蔸，东夷叛之”。

总而言之，殷商数百年的对外战争其实主要分两种：第一种是对背叛商王朝的诸侯方国的征伐；第二种是对入侵者的自卫反击。

事实上，考古发现显示，在二里头向二里岗文化过渡时期，伊洛平原并没有发现任何洪灾迹象。武丁时期虽然遭遇了洹水泛滥，但商朝都城始终在安阳殷墟，没有再发生迁徙。

这说明，商朝立国后的5次迁都，并非像后世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躲避洪水，商朝迁都的路线反倒是与它的“自卫反击”作战的用兵方向暗合。

比如蓝夷（今山西东南部屯留蓝水一带）作寇，仲丁迁都于嚣（今河南郑州）征蓝夷；班方（今山东曹县一带）作乱，河亶甲迁都于相；

迁奄（今山东曲阜）后“征丹阳戎”（今山东曲阜西）；迁殷（今安阳）后，卜辞中出现的商朝征伐对象变成了山西中北部一带的土方、鬼方，以及安阳以东的东夷。

如果把夏朝遭遇东夷有穷氏方国的入寇（后羿代夏）看作偶然事件的话，商朝所遭遇的周边方国的不断侵袭，似乎让人不能理解。

为什么这些周边的方国时不时都要去挑衅一下商朝呢，商朝的周边环境为何要比夏朝时差得多？

最早对这个问题作出考证的，是郭沫若先生。郭沫若认为，商朝的宿敌—土方是被殷人驱逐后逃往西北的夏民族，故对商朝侵扰尤烈。

此后，学者程憬也提出“我们因知夏民族自为商所击败之后，其族一部仍留东方，而一部则已退至西北……”，得到了中科院研究员胡厚宣的认同。

如此看来，商朝立国后，周边依然存在着诸多夏人支姓或不服殷商统治秩序的夏代方国。

这一结论很快得到了考古发现的佐证。

根据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对536处夏代考古学文化遗址的空间分布统计显示：

夏文化遗存在汾涑盆地、长治盆地和环嵩山地区形成了3个遗址聚集区；

这也就意味着除了夏朝的统治核心—伊洛平原的二里头遗址外，夏人支姓和服从夏后氏统治的方国，分别雄踞晋南、晋中、豫东以及沂沭河和淮河流域（即后来的东夷区域）。

这种夏文化遗存的空间分布，与殷商王朝数百年来的征战用兵方向存在大幅度重合。

不仅如此，近年来对四川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也发现了有来自二里头夏文化的陶器、玉器以及牙璋。

众所周知，牙璋是夏文化的典型器物，夏亡后，商朝将流传下来的牙璋改制为其他器物使用，而三星堆发现的牙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形制上还有改进和发展，依然是三星堆人的祭祀重器。

这一发现也揭开了商朝不惜劳师远征“伐蜀”的原因，即夏亡后，有夏遗民从豫西逃入了成都平原，与四川本地的土著居民（宝墩文化）共同创造了三星堆文化。

这也是《史记》《蜀王本纪》等史书传说“大禹生于蜀、长于蜀”的原因所在。

可见，商朝虽然通过战争从方国升格为中央王国，但其对于统治秩序的构建和维护，却持续了数百年。

甚至就连推翻商朝的周人，都自称“我有夏”（周人自谓其国曰夏），雄踞北方草原数百年的匈奴（鬼方、獯鬻），在史书中也被认为是“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

那么为什么夏后氏的支姓、方国势力依然会如此庞大？

事实上，夏朝脱胎于原始部落时代的方国联盟，它的建立，第一次让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有了共同的国家意识，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域文化族群。

得益于大禹时代不同族群的协作治水，大禹成功建立了西至崇山，东至东夷、涂山，北至晋南的陶唐，南至湖北石家河的相对松散的广域王权体系。

而彼时以河北漳河流域为核心的下七垣文化（先商部落），被晋南长治盆地的夏后氏方国阻隔在了太行山以东，并未参与这一构建。

此后，当商族通过战争击败伊洛平原的夏后氏后，其所构建的“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强权政治格局，将神权和世俗权力高度集中于商王于一身；

远远不同于夏代的松散联盟制王权，故而很容易招致从夏人方国的不服与入寇。

所以，商朝550年历史中，屡屡出现兴则诸侯归之，衰则诸侯莫朝的奇特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