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开始的。

在20世纪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大事，而最重要的有两件，一个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战乱与落后，终于赢得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

第二件事情就是实施改革开放，中国从此开始摆脱贫穷落后，走上民族复兴的创业之路，而这件伟业的起点就在1978年。

1978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元年，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甚至对于整个中国在历史上的发展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77年邓小平刚刚复出，他所面临的是一个极端困难的局面，意识形态斗争的革命刚刚结束，下一步如何走还是一个正在探讨的问题。十年动乱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也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如何解决经济问题成为了重中之重。此外，民生、军事、外交、科技、教育等问题，也都亟待解决。

邓公在74岁高龄复出之后，一刻也没有闲下来，他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做了大量深入且细致的调查研究，基本摸清了中国的基本状态，为1978年开出正确的药方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要改变当时落后的状态，就需要大量的人才，而当时很多科学和教育工作者还在农场参加改造，并且社会上对知识分子还有很大的偏见和歧视。“臭老九”的观念在社会上依旧盛行。

邓小平深刻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搞成社会主义，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而发达的生产力仅仅靠农民勤劳的双手是不行的，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因此在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之后，就组织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工作者大会，这次会议在当年看似有些波澜不惊。但实际上这次会议释放了很多积极信号，也标志着国家政策即将要出现巨大转变。

为了召开这次大会，邓小平安排了多个工作组，到全国各地将那些被下放到农场改造的老教授，科学家们全部都请了回来。同时，还邀请了全国各个方面对科学发明有突出贡献的典型代表参会。

解放军方面也派出了在军队中有突出科技发明的代表，其中有一个33岁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任正非。

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明确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肯定了科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纠正了以往对知识分子的错误偏见。同时也表明了国家即将实施经济改革，而科学技术将成为关键因素。

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重要口号。

科学工作者大会的召开以及高考的恢复，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了一个读书学习的热潮。据观察，从1978年开始，中国社会上出现了历史罕见的读书热潮，很多科普以及自学类书籍常常脱销。

这种现象也反应出了当时中国对科技以及知识分子的极大需求，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人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

历史的实践证明，教育和科学改革为后来中国经济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培养出了大批顶尖科技精英。更为重要的是全国青少年的文化水平得到大幅提高，后来中国能够提供大量有文化基础的高水平劳动力。

当时的中国，9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第一产业仍旧是占着最大比重，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然吃不饱饭，全国还有很大数量的贫苦人口，甚至经常出现饥荒。

在这一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私下实行联产承包的新闻震惊了全国，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以前，这些农户将面临很重的惩罚。

但是邓小平敏锐的意识到这些文化水平并不高的农民，自己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能够极大的解放农村生产力。

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中央最终决定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业历史上绝对是一次革命，仅仅一年之后就收到了显著的成果，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粮食丰收。粮食收获记录也在不断刷新，这不同于此前的大跃进，而是实实在在的硕果。

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粮食危机，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下一步的工业化改革和城市化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如果众多的农村劳动力不能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就会面临无人可用的尴尬局面。

因此是否拥有大量的青年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想要学习中国的改革之道，但却没有认识到应该先解放劳动力。

在1978年5月份，《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经问世就立刻引起了巨大争论，并且争论的范围迅速扩大，从北京到地方，从中央到基层都在激烈讨论。

这种情况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查看了大量关于这次讨论的文章以及内参，同时也虚心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所站的高度，看问题的角度，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的。对于思想意识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早就已经意识到，他也在积极探讨。

而这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恰恰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恰到好处地出现了。不难想象当邓小平看到它的时候，是一种怎样兴奋的感觉，这就好比在迷茫的夜色之中看到了一盏导航明灯。

当时由中央开始逐步盛行一种极端思想，即“两个凡是”。最为经典的表述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当时毛泽东思想被看做是指导中国各项工作的一杆大旗，几乎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很多老百姓甚至将毛泽东当做神来顶礼膜拜。因此当打着毛泽东旗号的“两个凡是”思想出现的时候，迅速成为了社会主流思想。

好在有识之士立即认识到这种错误思潮的巨大危害性，但很少有人敢站出来正面反对，这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今天的我们早已经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做是理所当然的概念，因此我们很难想象当年的人们为什么会对如此明显的问题进行争吵。

实际上这就是思想意识的巨大作用，在今天看来非常简单的事情，在特定的历史年代就有可能是极端叛逆的表现。

大讨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站了出来，明确表示“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完全正确，没有问题。

这实际上就是给这一场大讨论做出了最终评判，也为接下来的思想工作定下了基调，中国人的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之中，真正的解放了出来。

考虑到要让全国各阶层的人民都能准确理解这个思想，邓小平还特地用自己家乡的谚语做了通俗的翻译，也就是那句著名的：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经历过那场真理大讨论之后，中国人的思想逐步开始向务实方面转变，一切以实际结果尤其是经济效益方面看齐。只要结果好，只要有经济效益，就可以采纳，就是好办法。

实际上这为后来的经济和制度改革扫清了最大的障碍，毕竟人们内心深处的陈旧观念才是最大的阻碍。

为了摸清中国经济尤其是工业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邓小平还邀请了很多国外记者到中国来考察，打开大门让人家帮我们诊断。

国外的记者分赴全国各地进行深入观察，他们以成功者的眼光仔细审视着中国这个神秘国度里的各种问题。

这些专业的国外记者经过深入调研之后，写成了详细的报告，邓小平也得以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这些问题被反应上去之后，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触目惊心”。

当时中国没用民营企业，所用企业全部都是国营，而国营体制内对职工进行大包大揽，即所谓的“大锅饭”。职工一旦进入体制内，几乎就等同于有了终身保障，无需太努力就可以有不错的待遇。

据统计当时几乎所有的工厂企业都存在机构臃肿、人员规模庞大、生产效率低下、积极性差等重要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尽快解决，大规模的破产不可避免。到了那个时候，将爆发一场巨大的灾难。

因此，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并且刻不容缓。但是如何改，又要往哪个方向改，没有现成的答案。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在世界上找不到类似的案例，也没有可以照搬的经验，以往的经验证明照搬苏联模式是错误的，同样照搬西方模式也肯定是不行的。

尽管不能照搬，但我们还是要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此，自1978年开始，邓小平就派遣多个考察组飞赴西欧、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进行考察，学习取经，希望从这些成功国家身上找到一个能够适合中国发展的样本。

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和讨论，邓小平认为日本的发展模式能够为中国所借鉴，因此1978年10月份，邓小平决定亲自去日本走一趟，看一看人家到底是怎么发展的。

日本是邓小平复出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而这一次考察也给了邓小平巨大的启发，为他后来改革开放的设计模板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本土几乎被炸成了一堆废墟，但是他们竟然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里迅速崛起，实现了经济腾飞。

当时的日本是全世界的明星，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奇迹。日本不仅在经济上一跃超过了西德，还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科技和文化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日本的产品是当时世界上最畅销的产品，即便是在中国国内也以手中能有日本电子产品自豪，美国人甚至夸张的形容，日本能够买下整个美国。

邓小平访日得到日本各界的高度重视，日本首相不仅亲自安排高规格接待，很多考察行程还亲自陪同。

日本很多大企业都敞开大门热情地接待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参观，在参观日本期间，邓小平还单独会晤了当时的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两位老人进行了深入的沟通，邓小平非常佩服松下的经营管理能力，松下也被邓小平的远见卓识所深深折服。

这次沟通之后，松下集团便确定了要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后来松下也成为了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

这次访问日本最为著名的事件就是邓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线。当时日本的高速列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邓小平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列车，当他亲自坐在列车之上，看着窗外被高速掠过的风景之时，邓小平陷入了沉思。

在列车上邓小平并没有显出在参观其他企业时的兴奋和好奇，更多的时候是看着窗外的风景在思考，他的面色很凝重。

当记者问他乘坐新干线有什么感受的时候，他回答，就是感觉到快，有种催人快跑的感觉。

邓小平的描述也正是他已经当时中国人的真切感受，当时的中国实在太落后了，世界正在突飞猛进，而我们还在原地踏步，再不改革，再不开放，中国真的就要被世界所淘汰了。

此次日本之行，邓小平终于确定了以日本发展模式为基本模板，并且积极和日本达成合作，请日本人来做我们的老师，并且帮助我们来改革发展，达到双方共赢的局面。

当时的日本也非常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具有十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帮助中国发展，即可以培养市场，又可以扩展自己的海外产业。毕竟日本地域狭小，劳动力成本较高，而中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产业转移基地。

邓小平回国之后，第一个主抓的项目就是上海宝山钢铁厂的兴建，中国要发展工业，就必须有高质量的钢铁原料，宝钢承担的就是这一重任。

宝钢的投资总额高达300亿元，而1977年中国的GDP总额也只有800亿元，宝钢工程甚至一度因为预算太高而面临停工的危险。关键时刻邓小平指示陈云深入调查，最终还是顶住压力把宝钢建成了，为中国工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8年年底，被后世高度赞誉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上有两个重要内容。

一是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指导思想。

第二是决定了中国要进行改革开放，拉开了新中国走向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大幕。

1978年，发生了太多的大事，一切都围绕着“改革开放”而展开。

我们很幸运，那一年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人选择了正确的方向，迈出了正确的脚步，尽管这路上充满了荆棘坎坷，但是我们知道自己正在走向光明！

作为当代年轻人，我们更要积极奋斗，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