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演变顺序是：甲骨文一金文一大篆一小篆一隶书一楷书一草书一行书。汉字的发明传说是黄帝时期的仓颉发明，结果是谁不重要，我想归根结底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发明的。后来经过多次演化，才形成了今天我使用的汉字。我们从汉字的演变中可以看到，汉字的演变是逐步的，是在继承中有发展、是有创新的，这种继承和演变过程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不会停止的。

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以形记事的雏形

图1 结绳记事的古代示意图

原始人类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需要，必须要携手联同配合，以增强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交换彼此之间的想法、沟通互相之间的意图、传递双方之间的信息，就促使了原始人类简单语言的诞生。进而就促成了象征某种事物、记录数字、传递话语的一些符号——原始文字开始产生。

结绳记事这种文化现象产生于旧石器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以草须拧搓的索绳，是原始人以简单的发明而产生的重要生活用品，在《周易集解》中引《九家易》认为：“古者无文字，具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

汉朝的《周易注》中解释为：“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这些关于以结绳记事传达信息的记载，具体说明了文字产生前期的文化现象。

结绳过程中产生了横列结绳法、竖列结绳法和综合结绳法等（如图 1 所示），其形式的由简单到复杂，具备了平面视觉传达中图形的组合和排列和视觉信息传达的过程，也为孕育文字提供了契机。

图 2 仓颉造字的模拟示意图

关于仓颉造字，也是汉字在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突破。古代相传“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黄帝统一清夏之后，感到结绳记事、契刻记事这些方法满足不了社会的要求，就让仓颉寻求一种新的记事方式。

从此，仓颉便注意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征，从如日、月、星、辰、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并按其特征画出图形，就造出了许许多多象形文字”(如图 2 所示)。这样日积月累，字数增多，逐渐能完成各种记事应用功能。

汉字的初级形态或汉字的一些元素或雏形，只能是从图形符号的刻画过程中逐渐演化出来的。对于中国汉字这么一个如此庞大体系的建立，它不可能是由某一个人单独发明的。

仓颉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或是一种官职名称，对朦胧混沌状态中的图形文字雏形，作过一次人类历史上较早期的全面整理。

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它的产生与演进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积淀过程，无论是结绳记事、图形契刻，还是仓颉造字等等，都不是由某一方面或某一个人来完成，它只是原始人类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和创造精神的体现。

第二节 汉字契刻阶段的字体演变

• 一、甲骨刻辞文字中二维空间关系

图 3 殷商甲骨文龟腹甲拓印

从甲骨文时代开始，文字符号已经完成了“书写”与“契刻”的两个步骤，并在二维空间的创造活动就已显露出不同凡响的艺术特征、审美形态和重要的实用价值。

商朝崇信天神、地祗和神宗神灵，利用神祗祖灵去禳除邪、魔、祟、鬼，同时又把祭祀和卜筮联系起来。所以问卜和祭祀，充斥于所有社会活动。

卜龟占骨是商王朝决定一切政令行止的前提，是赏功罚罪的依据。至今所见的载文甲骨，绝大多数都是殷墟出土的(如图 3 所示)。甲骨的考古发现，使人们真正地以实物资料真实地把握了中国文字的历史轨迹以及在卜辞、记事等方面的应用价值。

若从甲骨刻辞版面编排的样式上划分，大致有如下两种：

第一种是将文字契刻在龟甲左右两侧的边缘从分，由外从向内阅读；

第二种则是以龟腹从甲壳的中缝为分界划出左右两个区域，每个区域内的文字都是由内从向外侧方向契刻。

自甲骨文以来，汉字字体的字形结构始终处于不断的改进当中，而文字与插图相结合的编排方式也愈发的流行。

• 二、商周青铜金文的装饰与审美韵味

图 4 西周金文拓印

铸于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之为金文，先秦时代青铜礼器上的文字也称“吉金”文字。以它的载体器物而命名，又叫钟鼎文。

青铜时代的文字表现形式多为钟鼎金文，而书法中所说的金文，是以西周金文书体为主的周朝金文(如图4 所示)。广义的金文，书体字形有很大的变化和差异。纵观金文书体的沿革和变迁，就能看到古汉字由初创到成熟的历史进程与平面视觉传达设计的关系。

商代金文的书体特点：

一是带有原始初期文字遗风。

二是商金铭文中的饰变体，把古文字按照制作的审美观念进行修饰加工的变形字体。

三是商金的简形字体，与殷商的甲骨文是一脉相承的，但它又和甲骨文有很大的差别。

简形金文虽然带有甲骨文的简化方法，但它书写工整，笔画连体，仍有修饰韵味。四是商器铭文中的徽号文字和合体铭文。

由于青铜是上古社会庙堂礼器，所以在字形结构上显得更加庄重繁复，铸造刻画的图像符号使视觉形象更加完美，用现在的介质去衡量从较，青铜金文是“正式印刷的繁体字”，甲骨文则是“手写的简略字体”。

• 三、石鼓文的碑石载体与镌刻手法

图5 石鼓文

西周以后的文字和商周金文一样都是追求不朽，对统治者的伟大功谢有永恒的纪念意义。但是此时文字在历史里的重要性显然超过了图像，文字成为主导历史的主流符号。这个时期出现了石鼓文（图5所示），它是我国目前存世最早的石刻文字，同时也在书法史的重要性常常被认为是大篆转化为小篆的过结。

石鼓文是唐朝初期发现于陕西宝鸡三峙原上的十面秦国石鼓，这十面石鼓，大小有别，大者约 90 厘米高度，小者高仅 45 厘米，周汕均在 200 厘米左右；其形底大顶小，腹圆似鼓，故称之为石鼓22。

无论关于石鼓文镌刻制作年代的考古论断如何，它都确切无误地证明了中国文字的进一步成熟、功能的完善和制作载体的扩大，承担起了文化传达与传播的历史作用。

第三节 汉字手写阶段的字体演变

• 一、篆书隶变后平直线条的方形结构

汉字发展到西周后期时逐渐演变为大篆。大篆从产生、发展到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字体产生了两个主要特点：第一个特点即字体趋于线条均匀化，相对于早期字体中线条粗细不均的现象，大篆字体中的线条更为柔和与匀称；第二个特点是字形的规范化，大篆字体在字形结构方面从之前的字体更加的规整，并逐渐脱离了图画的范畴，为方块字的出现及形成奠定了基础。

后来由于时代的需要，小篆逐渐取代大篆字体成为主流字体，小篆亦称“秦篆”，由秦朝丞相李斯设计创造。大篆字体相从，小篆字体在字形结构以及笔画数量上都有所精简和省略，而在字数上却大大的增多，这样的转变正体现出汉字演变与历史、社会环境的内在联系，即前者顺应后者的进步而进行相应的调整。

从大篆演变至小篆再到后来逐步形成的隶书，汉字如此显著的变化仅在秦、汉初期短短的数十年内便得以完成。隶书之所以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形成，主要缘于秦王朝时期人们对文字需求的转变。

隶书最初的创始人是秦朝的程邈，他在创作隶书时所抱有的根本目的已经不再是以往对功德的歌颂，而是切实的从文字的根本任务（即进行交流和信息传递）出发，进行设计创作。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国，秦王朝在当时国势强盛、经济繁荣。但是，随着国土疆域的扩大，政务自然变得越来越繁重，在这种情况下，用笔画复杂的小篆进行事务的记录显得非常不方便，为了易于处理繁重复杂的政务，加快书写速度便成为了首要目标。

所以，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一种字形结构更为规范且便于书写的新字体的需求日益迫切起来。人类需求决定设计方向，在如此一种社会环境下，隶书——这一从小篆更为规范且顺应社会需求的字体的出现实为大势所趋(如图 6 所示)。

图 6 汉朝隶书《华山庙碑》

• 二、草楷行三书成熟的视觉艺术表现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生产水平的提高，也让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具有记录功能的汉字有了更高的追求。在汉代已经发展成熟的隶书无论从识别角度还是书写速度方面来说，都已经大大提高。但是在后期，它仍不能满足人们所要求的便利性，也不足以表现自我，所以它随着人们的需求而变化，由隶书转化为章草，其后又化为今草，一直改变却未被确定。

从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高峰期至唐朝文化的顶峰时期，两种有特点、有个性的字体开始盛行。

一是能表现书写者情怀，追求自由洒脱的狂草字体；

二是柔和了隶书与草书优点而自成一体，并能体现静中有动、规整划一的庄重感的楷书字体。还有比较值得关注的是，时至今日仍然是我们生活工作中书写常用字体之一的行书字体，它书写流畅，用笔自如，不拘法度，字形体态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据考证是由东汉刘德升所创，是流传久远且利用率很高的字体之一。

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行书则是一种“取其精清去其糟粕”融合而成的字体，它不强调书法的严谨齐整，反而追求当下的即兴与意外，把艺术创作里不受刻意控制的情感流露作为重点，让笔画随心情变化自由发展。

行书是在理性意识与感性直觉下交叉后所产生的字体，正如文献中对苏轼书写创作状态的描述（如图 7 所示），“写作时‘如行云流丽，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这样的论述其实是把艺术创作从分交给潜意识的感觉来主导，使创作过程游离于理性边缘，自在随行，意外偶然，不断与理性对话，若即若离，产生‘下笔如有神助’的经验，‘意到，笔不到’不斤斤计较于点划撇捺的形式，而更看重在特殊心境下创作者一气呵成的心事表白”。

图7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局部

第四节 汉字印刷阶段的字体演变

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汕印刷的需要，文字逐渐向适于印版镌刻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宋体字几乎充斥了中国印刷发展的整个过程，从产生一直沿用至今，是出版印刷中必须使用的字体之一，它汕盛不衰的原因有二点。

第一、它的字形结构严谨规范，具有科学性，非常适用于印刷制版。

第二、它符合人们在阅读信息时的视觉要求，能够更好的满足视觉传达的需求。

图 8 《孟浩然诗集》和《李太白文集》刻本内有（宋）

纵观汉字演变发展史，篆书将“平衡”与“对称”的文字构造特点发挥到极致，隶书、楷书则在高度“平衡”中寻求一种“主次关系”。从文字的传承关系上看，隶书是对篆书的一种字形简化，将弧形线条变为平直笔画，创造性地运用横、竖、点、撇、捺等基本笔画组成了从首和文字；

而楷书又是在隶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自左至右的笔画走向以及笔画间的主次关系都被楷书继承与发展，由此楷书形成一种欹势，笔画气势有力，抑左扬右，上紧下松，（如图 8 所示）图例为《孟浩然诗集》和《李太白文集》的雕版刻板书籍，可以清晰地看出刻板上的字体具有楷书的笔意；

后来的宋体字沿袭了楷书书写特点，由此宋体字传承了汉字书写中审美的韵味，经历了篆书的纵势、隶书的横势和楷书的欹势后，宋体字的方正之势也就应运而生，笔画和形体也迈入规律化和程式化的轨道中发展前进（如图 9 所示）。

图 9 汉字字形由小篆→隶书→楷书→宋体字的演变

综上所述

将汉字置于从“契刻——手写——印刷”的历史纵向的意识维度去研究，分析得出不同书写阶段下所产生的具有代表性的汉字字体特点，并通过其字体间的相互传承关系，论证了“汉字前期的演变发展为后期新字体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字形准备”这一学术观点，由此证明汉字能从古至今保留下的科学性和必要性，继而为数字化境遇中的汉字字体设计提供出相关的理论研究依据。

参考文献：李航. 从汉字字体演变论数字化境遇中的汉字字体设计[D]. 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