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教属于什么(耶稣是宗教信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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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总能看到人们对于道德滑坡的感慨,纷纷感叹人心不古,世道沦丧。人们在发出这些感慨的同时,把原因归结为中国人没有信仰。于是我们看到,弘法者有之,布道者有之,都一副要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的样子!在他们的鼓噪之下,也真有人虔诚地接受施洗,皈依于神佛。这些皈依者,又产生了先知先觉的优越感,而这一优越感又促使他们加入弘法或布道的队伍之中。
当然,只要不违法,弘法也好,布道也罢,都是他们的权力,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保障了他们宗教信仰的权力。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难道只有宗教才叫信仰吗?难道信仰就只能等同于信教吗?其实,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没有笼罩社会一切角落的宗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文化境界最高的地方。
我们中国的先民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先民一样,都经历过一个万物有灵的阶段。当人类刚刚走出丛林的时候,是那样的脆弱和渺小。单打独斗,一个成年人,也很难是狼的对手。论跑,恐怕多数人跑不过一只兔子。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只能去祈求神灵的护佑。大家如果去殷墟参观,就会看到,殷商时期浓厚的宗教色彩,殷人为了祭祀是不惜血本的,大规模的祭祀坑让人触目惊心!
通过祭祀,殷人认为自己已经与上天之间建立了固定的联系,上天肯定会一直保佑自己。所以,当有人劝谏商纣王,提醒他对周人的兴起要小心的时候,商纣王的回答是:“我生不有命在天?”意思是说:有老天爷罩着我,我谁也不怕!
周公画像
可事实的结果却是,老天爷竟然抛弃了殷商!这样的结果,无论是对胜利者的周人,还是失败者的商人来说,冲击力都是非常大的。商周之际的历史巨变,告诉人们一个基本的事实:“天命靡常”!天命,是会改变的,老天并不总是会保佑某一个人!
既然天命是会改变的,那么天命改变的依据在哪里呢?西周初年以周公为首的先哲反思之后认为,天命改变的依据就是德,“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老天只保佑有德行的人。可是天在上面,老高了,人世间谁有德谁没德,他是如何知道的呢?周公通过对历史的深刻观察以后,他发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也就是说,上天是通过百姓的眼睛在听,是通过百姓的眼睛在看。最终,周公得出的结论是:“民之所欲,天必从焉!”
我们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决定历史车轮前进方向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神。自此以后,就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现实主义的基本发展方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人的地位不断提升,神的地位不断下降。春秋时期,宋襄公试图杀人祭祀的时候,当即有人就对宋襄公说,祭祀的目的是为了人,以人为祭品,什么样的神敢于享受这样的祭品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人是始终是处于第一位的,神是第二位的,神是为人服务的。柳宗元在礼部任职的时候,曾经指出每个地方的神灵,都有保佑一方平安的责任,如果他没有尽职尽责,就要处罚他。对神灵的处罚就是停止祭祀!当然,柳宗元也认为,不能把人的责任推卸给神,如果地方官员未能尽责,就应当处罚官员,而不是神灵。
周公庙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始终是处于一种高度世俗的状态里的。人们去拜神佛,都是有目的的。当你劝一个中国人到某地方去烧香,或者拜某一个神的时候,中国人第一反应就是,我拜了他能怎么,我拜他有什么用!一个基督徒信上帝,不需要理由。一个穆斯林信真主,更是不需要问为什么。但是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想要我拜神,好的,请给我一个理由先!
中国人不痴迷于宗教,这不是中国文化的缺陷,恰恰是中国文化境界的体现。其他所有的宗教,都不外乎恐吓和利诱。恐吓,就是所有的宗教都虚构了地狱的存在。利诱在于,所有的宗教也都虚构了天堂。他们都告诫人们,听我的吧,做善事,你会上天堂,做恶会下地狱。可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天堂,没有地狱。孔孟都在劝导人们称为仁人,成为善人。如果你问问孟子,我听你的,做好人做好事,我会怎么?孟子的回答是:你会成为一个好人。如果你问孟子,我如果不听你说的,我不做好人好事,我会怎么?孟子的回答是:你不是个人!
这就如同幼儿园的老师,他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会说,好好睡觉,不然晚上大灰狼咬你屁股。到了小学,老师们就不能再拿大灰狼说事了,因为小学生知道没有大灰狼的。小学老师的绝招是小红花,告诉孩子们,你们好好表现可以获得一个星星,几个星星可以换一个小红花,然后看谁得的多!结果我们看到,孩子们都非常珍视小红花,都把老师的话当圣旨。可是,对于一个大学老师,如果我上课还对学生们讲,如果不听我让大灰狼咬你们,如果听课好我会给你们发小红花!学生会怎么想?老师是刚从精神病院里放出来吗?
信仰,并不一定非要表现为宗教。有宗教的信仰,仅相当于小学生的水平。而中国传统文化无神的信仰,则是大学生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