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内蒙古厅级干部李建平，贪污受贿涉案金额高达30亿元，令人瞠目结舌！被判死刑，也算是罪有应得，但有一个国企干部落马，却曾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这个人就是褚时健。1995年，褚时健从“神坛”跌入了十八层地狱！

他一手缔造了“烟草大王”的神话，成为“十大改革风云人物”中最耀眼的企业家，但也一夜跌落，妻子被押入狱，女儿在狱中留下遗书自杀，自己被隔离审查……

如果命运可以重来，他绝对不会犯那样的错。

1928年，褚时健生于云南玉溪，21岁打过游击，解放后加入共产党，当过盘西区区长。

26岁时，他带领工作组进驻学校，开展教育整改工作，学校的老师集体向他告状，有个叫马静芬的女老师“最坏”。

褚时健调出档案一看，马老师竟然是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他打量了好几遍，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坏人”啊。

马静芬是个富家千金，父亲在昆明一家银行担任经理，收入很高，她从小就过着有仆人伺候的“二小姐”生活。中专毕业后，马静芬参军，后来部队转业分配到这里当老师。

褚时健决定调查一下马静芬，就找她谈了谈，结果谈着谈着，两人就谈到一块去了。

1年后，27岁的褚时健和23岁的马静芬结婚，小日子刚过了3年，褚时健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元江红光农场改造。

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精神压力下，褚时健被搞垮了，又不幸染上了恶性疟疾，在草棚里躺了七八天，一只脚都踩进了阎王殿的门槛。

褚时健命大，一个叫罗载兴的人发现了他，刚好会些医术，刚好身上有特效药，把他的命从阎王爷手里抢了回来。

后来，马静芬听说丈夫差点死掉，她带着年幼的女儿，钻进拉邮件的车，来到元江农场。

但是，因为“右派”身份，褚时健没资格和家属同住，他住在山脚工棚，马静芬带着女儿住在山上，身份从“二小姐”变成“猪倌”，替农场养40多头猪。

不过，她的处境，远比养40头猪要辛酸得多。

二、

有一次，马静芬搂着女儿睡觉，在煤油灯光下，忽然看到一条碗口粗的花蛇吊在蚊帐上，她死死抱住女儿吓得一动不敢动……

雨天湿滑，马静芬要下山去食堂打饭，路本就难走，可女儿害怕，哭求要跟着她，马静芬一着急一个巴掌搧在女儿脸上……

老婆和女儿生活中遇到的这些恐惧和煎熬，褚时健似乎永远感受不到……

那几年，很多“右派”的妻子熬不住，都选择了离婚。马静芬虽然经常会抱怨褚时健几句，但一直都没有离开他。

1965年，37岁的褚时健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被派到嘎洒糖厂当副厂长。那时，嘎洒糖厂设备老旧，技术落后，别说赚钱了，每年国家都得往里搭钱。

褚时健来了后，攻克工艺技术，引进设备，做出来的红糖既好看又好吃，很快就让糖厂扭亏为盈，达到了盈利40万元的规模。

这时，历史的进度条又到了“十年浩劫”期，糖厂里也有两派在争权，有过一次被“批斗”的经历，深知里边水太深，褚时健保持中立，谁的队都不站。

无论哪一派上台，都得来找褚时健，他主管生产，只要生产不垮，哪个派就是“正确”，所以，褚时健一次没有被斗过。

“浩劫”过去后，上边又下来命令，让褚时健去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一开始，褚时健不想去，因为云南那个地方，有点吓人。

三、

“浩劫”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仍有“小尾巴”残存在云南，帮派斗争不止。褚时健不怕吃苦，就怕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所以，他找到当时的玉溪地委书记，说：“我去烟厂可以，我不怕它有多落后、有多困难，但是有一点，如果有人告状，地委必须相信我。”

得到“官方认证”后，51岁的褚时健才放心大胆地跑到玉溪，当了卷烟厂厂长。可刚接过这一烂摊子，褚时健傻眼了。

因为烟厂的设备差，烟也卖不动，有的烟卷卷出来是空心的；分拣包装还是手工操作，一包烟十七八支，一条烟八九包，一箱烟有时甚至会少上两条；最糟糕的是，发霉坏掉的烟叶也被卷了进去……

这样的烟，谁愿意去买？不倒闭才怪！

当时外国“555”“万宝路”香烟如日中天，人人都说老外的香烟比中国的好，褚时健不信邪，非得要搞出国产的名牌香烟。

褚时健正想大干一场，可没料到，玉溪烟厂先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

有一次，烟叶复烤时，仅有的2台锅炉坏了一个，如果停工一天，将有100多斤烟叶霉烂变质，这对破落的烟厂来说，损失非常大。

但维修人员告诉他，要想修好，至少得40天。

褚时健知道考验自己的时候到了，但他一点也不慌，因为之前在嘎洒糖厂，他就没少跟锅炉打交道，门儿清。按照维修工的干法，得40天，但现在你得按我的干法干。

他只给了维修班4天时间，在他的指挥下，三天半的时间，就把锅炉修好了。褚时健笑骂道：“你们几个小杂种，你咋个跟我说40天？”

被骂的几个人丝毫没有脾气，因为人家有真本事，他们心服口服。

上世纪80年代，改革春风吹起，褚时健也决定对烟厂进行改革升级，但一看到烟厂档案，他发现自己居然是个“傀儡厂长”。

四、

按照体制规定，褚时健虽然名为厂长，但实际上，车间主任、副主任的任免权不归他管，由省烟草公司管辖。

如果人都不归我管，下面的人都跑官要官，企业还咋发展？

褚时健立马打了一个人事制度改革的报告，正是因为这份报告，云南省烟草公司把中层干部任免权下放给各烟厂厂长。

有了实权，办事就方便多了。1982年，褚时健力排众议，贷款261万元，从英国引进一台卷烟机，立马把香烟的质量提高了很多。

一年后，国家出台政策，企业融资由拨款改为贷款，还贷可以退税，但还不上贷款，负责人就得去吃牢饭。

其他烟厂都被吓住了，只有褚时健敢出来走两步。当年玉溪烟厂几乎揽下了云南省外汇总额2300万美元，对玉溪卷烟厂进行改革升级。

彼时，国际烟草行业开始技术换代，国家烟草总局给了贵州一个引进一套先进技术的指标，但贵州没要。因为谁要谁就得准备2000多万美金。

后来，这个指标给了云南，褚时健听到消息后，带着副厂长奔赴昆明，拿下这个指标，把玉溪烟厂全部抵押给银行，拿下这套设备。

1986年，褚时健兼任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第一车间”，他一手控制了产、供、销三个环节，并狠抓产品质量。

他聘请美国人来鉴定烟叶质量，仓库门一打开，烟叶的香气中还带着少许甜味，一闻就知道这烟叶质量绝对上乘。

按照褚时健的要求，这年收购上来的烟叶，经过2年存储发酵，1988年，“第一车间”的烟叶被生产成红塔山牌香烟，迅速火遍全国。

赚到钱以后，褚时健继续引进外国先进设备，提高香烟质量。到了90年代，玉溪卷烟厂的装备水平，甚至超过了全国排名第一的上海卷烟厂，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准。

那时褚时健的风头，真的是无人能及。

五、

玉溪烟厂生产的红塔山、玉溪和红梅牌香烟，全国热销，供不应求。不管褚时健去哪里，各省的一把手二把手都要接见。

甚至有传说，要见褚时健，得经过安排，不是所有人都能见的。

到了90年代中期，褚时健把啥也不是的玉溪卷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达200亿元，“红塔山”品牌的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

褚时健成为中国的“烟草大王”，名誉更是不胜枚举：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等。

由于烟草行业价格体系实行双轨制，造成香烟价格在计划内外的巨大差价和丰厚的利润空间，使得烟草业成了一个暴利行业。

举个例子，比如一盒香烟的批发价是5块钱，拿到市场上能卖到10块钱，一倒手就能血赚。你只要拿到批文，就可以这么干。

再坦白点说，就是你只要从褚时健手中拿到红塔山香烟的批文，就能赚钱，还是大钱，只要大笔一挥，就能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所以，褚时健成了人们眼中的“财神爷”。

当时，有一个奇怪的画面，褚时健坐着皮卡车走在前面，穿梭于烟田间，后面几十辆来自各省各地的豪车亦步亦趋跟着……

褚时健的车靠着田边停下，农民一般的他光脚走在烟田里，屁股后面却毕恭毕敬地站着一排排西装革履的人，大家都等着这个老头的“批条”。

某卷烟厂请褚时健去指导工作，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很远；他女儿去广州，人还没到机场，就已经有一辆辆小车在机场抢着接机……

一个作家仅仅因为在云南有点路子，就有人想通过他跟褚时健搭上线……

然而，这一切风光仅仅维持了片刻，褚时健终究没能抵挡住人性的弱点，滑向了罪恶深渊。

六、

1995年，三门峡市林某某等人因“投机倒把罪”被抓，褚时健的妻妹、妻弟被收审，随后，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也被河南方面带走，时隔半月，马静芬也因该案被收审。

案发时，67岁的褚时健坚信自己没有出格问题，也不知妻子和女儿情况如何，他一如既往地忙着红塔集团的事宜。

云南省的一个领导找到律师马军：“我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到河南把情况了解清楚，把事情处理了。对褚时健这样的老同志，十多年来对烟草行业，对玉溪烟厂，对整个云南省经济发展的贡献，我们不可能抹杀，不可能否定。”

三个月后，河南方面传来消息，称褚映群在监狱里自杀了。

听到这个消息，年近古稀的褚时健老泪纵横，他拉着马军的手说：“姑娘死了，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杀了！”

“如果早点听女儿的话退休，女儿就不会有今天。”

那一年中秋节，褚时健一个人蜷缩在办公室，盖着一条毯子看电视，不胜悲凉。

1996年12月底，褚时健被带走，2年后，云南省检察院以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正式对褚时健提起诉讼。

经过联合调查取证，褚时健被控和红塔集团其他几个领导，以私分形式贪污公款355.1061万美元，褚时健得款174 万美元。在当时，这属于巨贪了。

褚时健对检察院预审人员这样坦白：

“1995年7 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 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按照当时的量刑，褚时健涉案金额属于死刑，但事情很快出现反转。

七、

1998年北京两会上，10多位企业界和学界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呼吁“枪下留人”。

不少专家认为，褚时健是有功之臣，他累计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解决了云南很多人的就业问题。

甚至有舆论称，褚时健错就错在“早生了几年”。

庭审时，褚时健方律师的辩护词也很出名：

褚当了17年厂长，红塔集团共创造利税800亿元，企业每创造1亿元，褚时健才收入1000元。这位为民族工业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一年的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

褚时健在玉溪干了18年，全部收入加奖金80多万元，相当于他为国家贡献17万元，自己才得到1元工资。

经过长达四年的调查，结合上面“过不掩功，功不抵过”的指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十易其稿，作出8000字判决书，宣判褚时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1年，73岁的褚时健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

褚时健一案也带来了社会反思，领导“59岁现象”引发高度关注，随后，国企领导薪酬制度改革……

戏剧性的是，褚时健落马后，红塔集团的继任者年薪加奖金，收入已经超过了100万元。

在大牢的日子里，褚时健从最初的焦虑迷惘中平静下来，“命运咋个安排就咋个过”。

管教人员对他很客气，安排他做了监狱图书室管理员，还安排一个小伙子专门为他做饭。

还是2001年，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褚时健保外就医，回到家中终于和妻子马静芬团聚。

令人意外的是，这个70多岁的老人，居然还有勇气二次创业。

八、

原来搞国企，很多人说是烟厂政策好，靠专卖，褚时健就想证明一下，到底是客观条件还是自己奋斗出来的。

2002年，他和妻子包了两个山头1500多亩地，租期30年，种橙子。橙子从栽种到挂果再到真正收获，至少得等6年。

而这一年，褚时健已经75岁了。

褚时健向过去的朋友借钱，大家都出手相助。不过老朋友们都觉得，他不过是找点事儿干，没必要搞这么大面积，但褚时健不管，他说：“人活着就要做事，做事就要做好”，一心扑在种橙子的事业上……

从育苗到种植，从水源到肥料，褚时健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果园。没有合适的肥料，他就自己搞团队配制肥料。到养鸡场买粪，别人都是拎袋子、过称、交钱、装袋。

褚时健会把鸡粪倒出来，放在手上捻一捻，看看水分是多少，有没有掺过多的锯末，因为眼睛不太好，有时还要捧到脸前看……

没有水源，褚时健经过考察，自己挖了水库，铺设管道，将水引来灌溉。

随着规模逐渐扩大，褚时健曾去银行贷过款，但银行说你这是靠天吃饭的买卖，不给贷。他只好找朋友借钱，后来橙子越种越好，依靠朋友等渠道消化，“褚橙”逐渐打开市场。

此时，银行又反过来找褚时健，说贷个三五千万不是问题，可此时的褚时健已经不需要了……

2003年，王石第一次来看褚时健时，他正和一个人因为几十块钱的问题讨价还价。刚刚征服了珠峰的王石看着眼前这个老头，戴着旧草帽，穿个破圆领衫，往那一站，仍让王石感觉是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王石曾引用巴顿将军的名言描述褚时健：“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跌落谷底之后的反弹力。”

不少商界大佬都视其为教父，褚时健则显得格外平静：“改革嘛，都要付出代价。”

2011年，在经历假释、减刑后，褚时健终于被刑满释放。

一年后的11月5日，褚橙打出“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的广告上线，仅五分钟就让“本来生活”网的服务器直接宕机了，“褚橙”也被称为“励志橙”，这也表明，这位传奇大佬创业又成功了……

2019年3月5日，褚时健走完了自己充满传奇和争议的一生。妻子马静芬为他磕头送行，感谢他的教导，表示将继续在农业上奋斗，搞好传承。

褚时健走后，不少企业家纷纷悼念，不乏各种各样的溢美之词。

但褚时健很清醒，生前就说，“我这个人，做事讲求踏实和认真，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天才，但我一直是个实实在在做事的人……

我不期望别人在说起我的人生时有多少褒扬，我只希望人家说起我时，会说一句‘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