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易经是什么意思,易经是什么
《易经》广大精微，无所不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吕氏春秋》），这两句话大家非常熟悉。大到没有外面，够大的吧！小到没有里面，够小了吧！这样广大精微的一本书，很多人都会觉得很难读，难记，难懂，难应用。其实，整部《易经》，只讲到3个字而已。
一、第一个是上，上下的这个“上”，跟上梁的上是同一个字。
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一生都不要忘记，要不停地求上进。这个上进，就是往上梁的方向去迈进。所有中国人没有一个不从小就求上进，全世界找不到像我们一样，不管到哪里都是求上进的。请问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命苦，一定要求上进？就是中国人太。今天你是总经理，有权有势，谁看见你都恭恭敬敬的。哪一天你离开了，没钱没势，大家只做一件事，就是看见你也装作没看见。这就叫做“总不理”，就差一个字而已。所以你还说不好，有什么不好呢？凡事有得必有失，有利必有弊。
其实，只要我们牢牢记住，凡事都有两面性，有一利必有一弊，同样有一弊必有一利。所以，遇到“好事”别得意，遇到“坏事”别沮丧。如果真能做到全面地看待事物和问题，那我们的人生，将会少一些苦恼，多一些快乐。
二、“上”，经常要加一个竖，叫做“止”，适可而止。
任何事情在求上进的过程中，都要适可而止。这个止非常重要，因为止不住冲过头，那就完了。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一路求上进，有足够的时间吗？有足够的精力吗？
什么叫做止？
其实很简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今天你是最高的领导，你要掌握那个仁字。你看就连义都不是你首先要做得事情，仁与义是不一样的，仁就是凭良心，义就是合理，怎么合理？那是下面人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我当总经理，我只知道我们的产品是要面对大众，我们是要维护全民健康的，我们的企业，不管什么行业，只有一个企业文化，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在掌握。至于产品的质量如何，价格怎么定，跟我无关，各部门要尽责任。但是每个人各有所止，各守其分，各尽其责，这个才是合理的。什么东西总经理都懂，那一定有疏漏。凡是什么都管的，最后都是搞得一塌糊涂，这个我们已经看的太多了。所以我只要在电视上一看到某个企业的经理在发表一大堆言论的时候，我心里就有数了——他公司快完了——这个是很容易想到的事情。
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这个孝字是两个字合起来的，上面这个叫做老，下面这个叫做子，就是处理好老少父子两代的关系就叫孝。其实我们今天用人不管要用什么指标考核，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这个人的人品，我建议直接到被考核的人家里面去看一看，看他跟老人的关系处得怎么样，这才是一个重要的参考项目。因为自古以来我们都知道，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在家对二老都不孝，还能够对长官好吗？那是很多问号。但是我们受西方的影响，做人这个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不重视不管。因为西方是公私分开的，我只管你的公事，私事我不管。其实公私是永远分不开的。
三、止中有上，上中有止，然后终结就是一个“正”字。
这个正就叫做道。我们说一个人很上道，就是从上到道。但是这当中经常会出差错，会走上偏道，所以要及时调整，不断拉回来，这就叫人生。
上、止、正，这三个字，都只差一点点而已，一个上加一竖就变止，止上面再加一横就叫正。凡是中国字，有上面一横下面一横的，都告诉我们，上面那一横叫做顶天，下面这一横叫做立地。做人就要顶天立地，堂堂正正。
起名字，找叶东；看风水，找叶东；有危机，找叶东；有困惑，找叶东；要占卦，找叶东；看八字，找叶东。
一本书
周文王写的.
《易经》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精华的经典总结，集、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等之大成。传说成书于周文王，后经演《易》者专撰，独向“卜筮”发展，强化成一部专门进行预测的工具书。《易经》主要讲的是“阴阳”二者“生生不息”的变化及规律。
以前貌似听人说过，九五这样的数是人命机遇之数。有天有一百，天子九五这样的说法，也是古时皇帝称为九五至尊的原因。据说还有个笑话，说是西汉时期有一个皇上没什么本事，是因为混乱才当上皇上的，说是他的命数是二十八，最终当了二十八天的皇帝就死了。个人愚见。
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易经》介绍
《易经》是中国古代一部神秘的著作，从其编排体例及文字内容看，是占卜用书。秦始皇焚书之时，《易经》也是因其具有占卜预测之书的性质而得以幸免。“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周易”,开创了中华民族文化之端。两千年来被尊为群经之首,历经汉、晋、宋、明、清的兴旺发展时代，逐步被完善成为中国古代的预测学。易学蕴藏着唯物观点和朴素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其象数义理更是我国古代一切科技思想之源。易学的科学价值，因受两千年来封建制度的阻碍，未被充分发掘出来。近代，易经八卦在发达国家已被用来服务于科学技术，在天文学、气象学、医学、生命科学、预测学和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太极生两仪”和八卦的阴阳导出了二进制，八卦被誉为“计算器之母”。我们祖国的瑰宝被外国人发掘而去。在人文、科学、预测方面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显然，它必将在更深入广泛的领域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关于其作者，《史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故古人多依司马迁之说而认同《易经》乃周文王所著，今人则有不同观点。由于成书很早，文字含义随时代演变，《易经》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已不易读懂，为此古人专门撰写了《易传》以解读《易经》。今天我们所说的“周易”通常指《易经》和《易传》二者的结合。
占卜之书的性质并不能掩盖《易经》作为一部伟大著作的价值。占卜起源于人类解释世界的渴望，哲学的萌芽从原始中生发出来，《易经》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中国哲学中阴阳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的基础理论，便是根植于《易经》。后人从《易经》中发展出了复杂的哲学系统，儒家和道教的学说均明显受到《易经》的影响。今人更是从《易经》中解读出哲学、、历史、军事、民俗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根据《周礼》的记载，占卜有“三易之法”，《易经》只是其中之一，另两部《连山》、《归藏》均已失传。
《易》被其后的诸多研究者所推崇，许多易学研究者都是当时公认的渊博学者。研究周易的大致可分为两个学派：义理派和象数派。义理派注重发掘周易的哲学价值，象数派则着重将周易用于占卜。前者如东汉王弼、北宋程颐，后者如西汉京房、北宋邵雍。象广为人知的河图洛书、太极图（含阴阳鱼的饼图案）等，都是《易经》原著中所无、后人根据对《易经》的理解添加进去的。
文章导读：古代中华民族曾长期遥遥领先于世界，发达程度远超同期的欧洲。为此，他经久苦思，仰天长问，究竟为什么，当代科技没产生于古文明如此发达的中华，却产生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文/ 首席科学家 田园
01
我们是“炎黄”子孙还是“伏羲”儿女？
伫立长江，静坐黄河，举目苍穹，神游宇宙。智慧先哲，瑰丽自然，激荡胸襟。感叹个人之渺小，伏羲创易之伟大，自然力量之伟大、民族精神之伟大。澎湃激情，挥之不去！
在伏羲数千年之后的春秋时代，有位圣人尝道：必也正名乎！对伏羲易而言，正本清源是个不可不察的大事。
研究伏羲易不能脱离我们对祖先伏羲的正确认识，不能无视这位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在中华文明中的奠基作用，不能不探究他浩瀚思想的深邃内涵。
长期以来，每每谈起伏羲女娲，人们总会联想起美丽的神话与似有似无的神奇传说。每每谈起中华儿女，必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那么，在近代文明史上，为什么伏羲之名反而不如黄帝、炎帝之盛呢？
随手拈来人民网上的一篇文章，是曾联合全球百余位史学家倡议重写中华古史的史式老的访谈录，这位85岁的“不老”学者，有这么一段话，算给我们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做了些正名工作。他谈道：
“中国最早的古史框架，是由司马迁构建的。”“自从有了‘正史’，历代读书人谈古史，都以‘正史’《史记》为根据。《史记》以黄帝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把许多古圣先王都编派为黄帝子孙。这就是传统说法的来源。”
“司马迁记载的古史不够真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囿于见闻。其次，他写《史记》受到汉武帝压制，不敢畅所欲言”“汉武帝的历史知识极为有限，但好谈神仙”“《史记·封禅书》中有记载，他自比黄帝”“一定要以黄帝作为人文初祖，而置时间更早的伏羲、神农于不顾”“司马迁屈从于汉武帝，并非贪生怕死，而是怕毁掉他的《史记》。如让司马迁秉笔直书，他一定能够写出伏羲、神农及南方百越部落的传说，使《史记》更为丰富”种种迹象表明，伏羲“正名”工作终于有了盼头。我不是考古专家，但，即便有所争议，我也愿意相信伏羲这位伟大智者的存在。自古以来，文化传承就有口传、笔录之分，无非是记录形式、记录载体的差异。口传如果坚决不信，那笔录也就大可不必理睬。毕竟，笔录之前的历史，首先要靠口传。没有口传，笔录就失去了依据。口传有误，笔录亦然。就长期而言，形式不是决定内容的关键。
神话，首先就得是“人话”。传说，总要先得有人这么说。伏羲女娲的传说恐怕不是仅仅“有人这么说的”问题了，是整个中华民族都这么说。我想其间必有道理。这不仅是人之常情，也是简明之至的合理推断。
02
“易”是科学还是谬误？道之不存久矣！
很多朋友曾问我一系列问题，易学究竟是不是科学？从哲学角度来看，易学究竟属于唯心主义还是辩证唯物主义？普及易学智慧是否会产生一些消极作用呢？为什么古人对“易”推崇备至，而当代却未闻所谓易学大家取得令人信服的现实成就呢？易学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璀璨智慧，为什么没能造就中华民族近代的科技文明与经济强盛呢？易学与当代自然科学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凭心而论，这些问题不但现实，而且尖锐，也未必仅是少数朋友的疑问。我虽勉为其难，但在这里做点交代也还是必要的。
那么“易”究竟是不是科学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明确，究竟什么是科学。这里，不妨先看两个假设。
其一，假设科学被定义为近几百年来，甚至是近百年来源于西方，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出自《辞海》），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易学根本就不是“科学”。易学的起源与发展要比西方现代科学早得多，不仅两者起源时间不同、萌发地点相异，而且发展路径、思维方式更是迥然不同，差之千里。
其二，假设科学被定义为经过实践检验，人类认识宇宙万物规律的观点与方法，那么我的看法是，易学不仅是科学，而且是迄今为止超出一般认识水平的尖端科学，是科学中的科学。其独特的宇宙观与方法论在指导人类认识创新上，具有超出想象的作用。
我想，这个说法会有很多朋友并不同意，真可谓“道之不存久矣”！学院派注重义理考据，江湖派看中的是相术占卜，不管是哪一种，不管是高深艰涩，还是神秘难测，都不是“易”真正的面目，更不是“易”的价值所在。
要搞清易学究竟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回顾中华古代文明史，恐怕是个必经之路。在此领域，我们不能不提及一位伟大西方智者，他高瞻远瞩，极富造诣、举世瞩目。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一本传记，名字叫《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盛赞一位科学家为“文艺复兴人”。对文艺复兴，恩格斯曾有名言：“文艺复兴是一个确实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稍对文艺复兴有所了解的朋友都知道，18世纪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再出现象达芬奇那样的“科学多面手巨人”已不可能。那么，究竟是谁获得了“文艺复兴人”这个举世殊荣呢？
他就是享誉世界的生物化学家、中国古代科学史专家、英国剑桥大学名誉校长李约瑟博士。李约瑟自31岁，陆续出版《化学胚胎学》、《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被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于1941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其1954年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被誉为“20世纪最佳西方汉学巨著”。
不过，令人深感遗憾，在获此殊荣之前，李约瑟已于1995年3月24日驾鹤西去了。一颗巨星，就此陨落，斯人虽去，光辉永存。
李约瑟平生最令举世瞩目的工作，就是研究中华古代科技史，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他发现，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在长达近2000年的历史里，中华民族比西方更有效地掌握了自然知识，就是说，在科学技术方面，古代中华民族曾长期遥遥领先于世界，发达程度远超同期的欧洲。为此，他经久苦思，仰天长问，究竟为什么，当代科技没产生于古文明如此发达的中华，却产生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03
注意！一列火车会遮挡视线中的一列火车！
事实上，提出此一问题，李约瑟并非开天辟第一人。追溯历史，在近代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的更早先驱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83年，他经澳门到大陆，中华高度发达的文明使其震惊，亲眼所见的繁荣与文明使他发自内心感到震撼，在他眼中，许多事情简直不可思议。
因为，当时西方人认定，整个东方都是蛮荒之地，居住着“不信上帝的野蛮人”。但利玛窦发现，中国人竟如此博学，有本民族独立的认识自然的知识体系，并且发达程度绝不亚于西方。1584年秋，在肇庆，他用西班牙文给友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感叹：“中国人极度博学。对自然科学、医学、数学和天文学都十分精通，用完全不同于西洋的方法正确推算出了日食、月食。”
这一现象不仅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也同样使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陷入深思，其中不乏今人难望项背的泰斗大家。从时序上讲，较早的如任鸿隽，他是当时中国科学运动的强力推动者和科学活动的优秀组织家，他1915年所著《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开启了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思潮。此后，大思想家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纷纷涉足其间；科学家如化学家王琎、数学家钱宝琮、气象学家竺可桢、心理学家陈立，经济学家冀朝鼎、王亚南、吴大琨等等也纷纷倾注其中。一时之间，风云际会，宏论激昂，百家争鸣。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形成了讨论这一学术问题的高峰。凡此种种，均在李约瑟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前。但不可否认，最为系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巨匠还是李约瑟。
事实上，自2500年前,乃至更久远以前，人类存在两大独立文明体系。一是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文明，一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前者是整体论思想，方法是实用化研究方法。后者属还原论思想，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
显然，科学由文明孕育而生，必后生于文明，东西方文明有异，所孕育的“科学”也当会有所差异。虽是有异，但我从不怀疑中国古代存在“科学”。文明古国早有“科学”应不言而喻。
毕竟，事实胜于雄辩，历史早已证明，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还取得过颇多科学奇迹，尤其在天文学、数学和医学、预测学等领域。时至今日，很多极富价值的天文数据仍源于中国古代。大运河和都江堰的修建都达到了极高的工程水平。对这些，任何人都无法视而不见。
大约在1964年，李约瑟写了一篇题为《东西方科学与社会》的文章，部分阐述了东西方文明在近代的表现，开篇说：“大约在1938年，我酝酿写一部系统、客观、权威性专著，以论述中国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接着他比喻，“在阳光明媚的法国，人们常说：‘注意！一列火车也许会遮挡视线中的另一列火车！’”。
在李约瑟看来，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是两列火车，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前者远超后者，只不过在近四百年中，后者蓬勃呼啸，暂时遮挡了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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