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道家还是佛家,易经算是道教吗
＜易经＞算是道家经典吧，肯定不是佛家！
易经成书年代，佛的还没有建立，更不会传到中土。
中国哲学素以儒、道互补而著称。儒家的经典是“五经”，按汉代以后的排列，它们分别是《易》、《书》、《诗》、《礼》、《春秋》；道家的经典是“三玄”，按魏晋以后的说法，它们分别是《易》、《老》、《庄》。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饶有兴趣的现象:历史上径渭分明的儒、道两系，竟均以《易经》为自己的哲学经典。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后世的学者争相以前人的经典作门面，还是儒、道两家本出于一源?从这一意义上讲，探明《易经》与儒、道之间的联系，便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应解决的首要课题。
然而遗憾的是，也许是由于年代的久远、资料的匮乏、文献与传说的真假难辨，检阅诸多版本的中国哲学史，这一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而是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掉了。于是，谈儒者始于孔、孟，说道者肇自老、庄，而在此以前的中国哲学，则只留下混沌不清的一个疑团。
B
从时间上看，《易经》恐怕是我国最古老的一本书了。从内容上看，这本书的直接目的显然是用于卜筮。卜筮术起于何时，至今难以考定，《周礼·春宫·大卜》有所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的“三易”之法。由于年代的久远，夏之《连山》、殷之《归藏》早已失传，唯周之《周易》保存了下来。现存《周易》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易经》，记录了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另一部分是《易传》，这是对《易经》部分的解释和发挥。《易经》与《易传》不仅成书年代相差了数百乃至上千年，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大的距离。前者文风简朴，专注卜筮；后者着意发挥，兼及社会人伦之事。因此，哲学界有一种倾向，认为《易传》是一部哲学著作，属于儒家经典或道家著作，而《易经》则只是一本卜筮之书，除包含了一些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之外，没有太多的哲学价值。
这种简单化的处理给我们留下了三点疑问:第一，从文本之间的关系来看，《易传》之所以能够从《易经》中引发出大量的哲学思想，难道是偶然的吗?第二，从文本之外的影响来看，如果说儒家对《易经》的发挥是偶然的，那么《易经》对道家的影响也是偶然的吗?第三，在上古时代，也就是在人类的智慧刚刚形成的时代，我们难道能将卜筮思想与哲学观点截然分开吗?
所谓“哲学”，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它包括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自身命运和价值的认识。在上古时代，这种认识不可能不体现在先民的卜筮活动中，因为这种知天而务事、通神而佑人的活动本身就体现了人们对宇宙万物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探寻。这种把握和探寻无论在今人看来是多么的荒谬，但却是上古人类竭尽心智的努力和严肃认真的追求，因而不可能不带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因此，正像马克思曾说过的那样，“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易经》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这种观点绝非笔者所独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皆可引以为说。”
C
作为中国哲学的武库和土壤，《易经》这部古朴而神秘的著作究竟给我们透露出哪些重要的信息呢?我们知道，《易经》的主体是卦象，至于卦辞和爻辞只不过是用来解释卦象的。因此，要分析《易经》的哲学思想，首先必须从卦象入手。卦象，从微观结构上讲，是由“－－”、“—”二爻组成的；从宏观框架上讲，则是由这两种爻象不断变化、不断组合形成的流动而封闭的系统结构。如果我们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提炼，在微观结构上，我们可以得到有关“阴阳”的世界观；在宏观的框架上，我们可以得到有关“周易”的方法论。
那么，《易经》中的“阴”、“阳”或者说“－－”、“—”二爻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这一“易学领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曾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揣测和推断。在诸多的揣测和推断中，我觉得那种认为“—”、“－－”二爻分别象征男女生殖器的观点最能令人信服。这是因为:第一，从直观效果上看。此说似比那些将“—”比作天之混然一体、将“－－”比作地之水陆二分之类的说法更接近古人发自具象的联想能力。第二，从发生顺序来说，此说似比那些认为“—”、“－－”缘自“九”、“六”之数据之类的说法更接近古人先具体、后抽象的思维逻辑。第三，此说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且也最能说明《易经》与儒、道之间的内在联系。
D
恩格斯曾经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在上古社会，种的繁衍作为人类自身的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男女交媾与繁衍子孙之关系的发现，是人类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必要条件。这一秘密的发现不仅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先民们对于宇宙万物的总体观念。“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传·系辞》)可以想象，当伏羲氏之类的古之贤者发现了男女交媾以生育子孙的秘密之后，便把这种知识扩而大之，不仅发现动物也是雄雌交媾的产物，而且认为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由两种相反相成的原始生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于是便类比男女生殖器的形式，产生了“－－”、“—”二爻，并推演出八卦乃至六十四卦，以预测和把握人生、社会、宇宙的规律。因此，这里所谓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即是说近取自人类自身的男女之器，远取自动物之身的牡牝之器，然后引申、推演，形成八卦。
E
与西方哲学相比，这种“阴阳”世界观的形成，至少具有以下三重意义：第一，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人的哲学思想，最早都是从生产实践中来的，但是中国的哲学萌生于人类自身的生产，因而具有明显的人文性和内倾性；而西方的哲学则发源于人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如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因而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和外倾性。因此，西方人总是在外在的彼岸世界中寻找宇宙的根据和生命的寄托，而中国则是一种“反求诸己”的文化。第二，由“阴阳”而构成的中国哲学原型具有一种先天的二元论倾向，不承认任何一元的、独断的宇宙本体，这种倾向弱化了中国人的形而上学兴趣，并导致了对的排斥力。而由“水”、“火”、“理念”、“太一”之类组成的西方哲学原型则具有一种先天的一元论趋势，这种趋势强化了西方人的形而上学兴趣，并导致了的信仰动机。第三，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外倾的、一元的、西方式的哲学原型容易导致相互排斥的哲学派别和体系，像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实在论、近代的英国经验派和大陆理性派、现代的科学思潮与人本主义都是如此；而内倾的、二元的、中国式的哲学原型则容易产生相互补充的哲学派别和体系，如儒家和道家便是如此。F
《易经》对儒、道两系的影响，不仅具有世界观的意义，而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如果说《易经》的世界观表现为“阴阳”，那么，《易经》的方法论则体现为“周易”。“周易”二字，不仅仅是书的名字，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的标志。简单地说，“周”为周而复始，“易”为日月交替，前者提供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卦象结构，后者提供了一套“简易”、“变易”、“不易”的解卦原则，二者共同构成了一种素朴辩证的方法论。
与西方哲学相比，这种“周易”方法论的形成，至少具有以下三重意义:第一，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古代人的思维方式均以素朴的辩证法为主要形式，即强调对立面的转化、矛盾双方的相互渗透和彼此融合。然而相比之下，古希腊虽然也有“中庸”的哲学观点和“大宇宙”与“小宇宙”的思维框架，但远不如中国的“周易”精神那样古老、自觉和成熟。第二，从消极的意义上讲，这种“周易”精神的存在从客观上限制了形式逻辑的发展，使中国的名家学派远不如古希腊的诡辩派那样引人注目，也没产生亚理士多德《工具论》那样丰富而严整的逻辑学体系。这种影响甚至导致了中国人对于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本能的反抗和拒斥，即用素朴直觉的“系统论”来抵御近代科学的“机械论”。第三，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种“周易”精神的发扬和光大，却造就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古代文明，它不仅使中国古老的中医、气功、围棋、京剧至今仍具有着无穷的魅力，而且使儒家和道家的人生哲学至今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G
从世界观上讲，儒、道两家是对《易经》阴阳思想的历史性拆解。
作为儒家学派的阐释和发挥，《易传》的突出特点就是将《易经》中原本混沌未明、主次不清的“阴阳”观念伦理化、秩序化了。《易传·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天。”这样一来，“乾”、“坤”两卦之间，不仅有了天地合德的意义，而且有了“统”与“顺”的差别。这种由“雄”、“雌”引申出来的“天”与“地”、“统”与“顺”之间的差别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将成为代表父系社会伦理观念的儒家哲学的理论基础。
与儒家哲学的命运有很大不同，道家哲学长期以来一直处在意识形态的非正统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若寻找其最初的历史根据，我们便会发现，道家一开始就是作为被推翻的母系社会的代言人而出现的。在这一意义上，老、庄哲学中的没落情绪，可被视为被父系社会所彻底埋葬了的母系社会的历史折光。因此，尽管道家哲学也是对“阴阳”观念的历史性拆解，但其侧重点不在于提高“阳”的地位，而在于发挥“阴”的功能。
从这种立场出发，道家对《易经》中的“阴阳”、“雌雄”、“柔刚”思想的阐释与发挥，自然有着与儒家完全不同的侧重点。《易传·系辞》曰：“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阳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老子·四十二章》却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毂。”《易传·系辞》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庄子·天下》却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论语·阳货》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老子·二十八章》却说：“牝常以静胜牡。”《易传·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老子·七十六章》却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论语·泰伯》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老子·二十八章》却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
和佛教完全无关，和道教有关系，但最初都是由奇门遁甲演算出来的。当中会不会有曲解和误传就不清楚了。
都不是 要记住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经书 道经只是后来才有的 佛经是西方传来的
易学是关于易经这部著作的所有中国哲学思想之研究成果，从学术角度言
，又可分为易经哲学（研究周易全书理论的哲学）及易经哲学史（研究历代对
周易的研究成果，或研究历代藉周易以发扬新学的理论成果。）两个领域来处
理。易经原为卜筮之书，是中国古代传统占卜成果之集结的作品，在占卜的学
问中，包括了占卜的法则、结果的诠释、预测的准确与否等问题，然而这些问
题的解决，又需要一套世界观的知识，所以就在占卜行为的全部过程中，建立
了中国古代对世界认识的诸多知识，至周代以后，周文王等重要周文化的创建
者，又对易学的全书作了重新的编写，终于出现流传至今的易经版本，是为周
易，周易成书之后，因为其中体例完备，架构森然，反过头来提供了后人对世
界再作研究时的参考起点，因此周易以其符号系统与观念系统，对中国哲学的
儒家形上学、道教世界观、科技文明知识等及自然哲学上，（中医、天文、历算
、气象、命相等）都形成了重大的影响。
周易是一部什么意义的著作呢？关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本身就是一个中国
哲学史上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谨守在儒家本位的易学观来面对周易时，我们会
发现易学史上的周易是一部驳杂的作品，我们无法仅以一套标准来约定他它的
性质，而必须将易学史分成几个不同主题和不同体系的学问来理解，至于周易
的本身，则已成了所有不同解释所依据的经典，蕴含其中值得我们重视的学问
应有三组重要问题，第一，它的占筮性格所预设的鬼神世界，第二，它的伦理
性格所预设的教化意义，第三，它的体系性格所预设的形上学观点。鬼神问题
在中国道教传统中持续发挥，基本上已脱离易学传统。（当然，道教的发挥也
未必是传承自周易的传统，且周易在经传合出之后的易学史观中，也早已脱离
了原始占卜的鬼神信仰，而为理性哲学的作品，但因此一事实为形上预设的问
题，故仍强调之于此。）教化问题为儒家传统所继承与发挥，形上学观点问题
则在整个中国易学史及自然哲学传统中不断发展。
1.易经是一部集体性著作，周易体例内容本身不成于一时一地一人之手。
2．原始占卜周易之成书，必须预设可以前知之超自然存有者之存在。
3．周易作品中的吉凶判定，预设着吉凶背后的人与世界关系之理论系统。
4．儒家易传哲学之作，是发挥周易教化意义的理论性作品。
5．周易一书提供了自然哲学的发挥空间。
a．「周易的经部」是由六十四个卦的卦象及卦、爻辞所组成的。
b．「卦象」是一组符号图式，由六条线条组成的一组图式，称为一卦，
一卦中的每一个线条为称为一爻，是故六爻组成一卦。爻有阴爻阳爻两型， 阴
爻之线条中间不连贯，（－－），阳爻的线条中间连贯，（ — ），卦象间的
差别是因一卦中的六个爻分别为阴爻或阳爻的组成方式而造成的，卦象上的差
别在逻辑上的可能性正好是六十四种，故易有六十四卦。
（例如干卦卦象： 坤卦卦象：咸卦卦象： 恒卦卦象：
c．「卦名」是六十四个卦的名称，周易六十四卦的卦名依序为：
干、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
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恒、遯、大壮、晋、明夷、家人、睽、
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
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乾坤屯蒙需讼师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谦豫随 蛊临观兮噬嗑贲
剥复无妄大畜颐 大过坎离三十备
咸恒遯兮及大壮 晋与明夷家人睽
蹇解损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继
艮渐归妹丰旅巽 兑涣节兮中孚至
小过既济兼未济 是为下经三十四
（朱熹「周易本义」＜上下经卦名次序歌＞）
堪"通"勘"，有勘察之意；"舆"本指车厢，有负载之意，引喻为疆土、道路和方向；"堪舆"的原意是勘察土地和预测前景，即相地和占卜.通俗的讲就是看风水.
中国哲学素以儒、道互补而著称。儒家的经典是“五经”，按汉代以后的排列，它们分别是《易》、《书》、《诗》、《礼》、《春秋》；道家的经典是“三玄”，按魏晋以后的说法，它们分别是《易》、《老》、《庄》。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饶有兴趣的现象:历史上径渭分明的儒、道两系，竟均以《易经》为自己的哲学经典。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后世的学者争相以前人的经典作门面，还是儒、道两家本出于一源?从这一意义上讲，探明《易经》与儒、道之间的联系，便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应解决的首要课题。
然而遗憾的是，也许是由于年代的久远、资料的匮乏、文献与传说的真假难辨，检阅诸多版本的中国哲学史，这一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而是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掉了。于是，谈儒者始于孔、孟，说道者肇自老、庄，而在此以前的中国哲学，则只留下混沌不清的一个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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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看，《易经》恐怕是我国最古老的一本书了。从内容上看，这本书的直接目的显然是用于卜筮。卜筮术起于何时，至今难以考定，《周礼·春宫·大卜》有所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的“三易”之法。由于年代的久远，夏之《连山》、殷之《归藏》早已失传，唯周之《周易》保存了下来。现存《周易》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易经》，记录了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另一部分是《易传》，这是对《易经》部分的解释和发挥。《易经》与《易传》不仅成书年代相差了数百乃至上千年，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大的距离。前者文风简朴，专注卜筮；后者着意发挥，兼及社会人伦之事。因此，哲学界有一种倾向，认为《易传》是一部哲学著作，属于儒家经典或道家著作，而《易经》则只是一本卜筮之书，除包含了一些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之外，没有太多的哲学价值。
这种简单化的处理给我们留下了三点疑问:第一，从文本之间的关系来看，《易传》之所以能够从《易经》中引发出大量的哲学思想，难道是偶然的吗?第二，从文本之外的影响来看，如果说儒家对《易经》的发挥是偶然的，那么《易经》对道家的影响也是偶然的吗?第三，在上古时代，也就是在人类的智慧刚刚形成的时代，我们难道能将卜筮思想与哲学观点截然分开吗?
所谓“哲学”，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它包括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自身命运和价值的认识。在上古时代，这种认识不可能不体现在先民的卜筮活动中，因为这种知天而务事、通神而佑人的活动本身就体现了人们对宇宙万物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探寻。这种把握和探寻无论在今人看来是多么的荒谬，但却是上古人类竭尽心智的努力和严肃认真的追求，因而不可能不带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因此，正像马克思曾说过的那样，“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易经》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这种观点绝非笔者所独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皆可引以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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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哲学的武库和土壤，《易经》这部古朴而神秘的著作究竟给我们透露出哪些重要的信息呢?我们知道，《易经》的主体是卦象，至于卦辞和爻辞只不过是用来解释卦象的。因此，要分析《易经》的哲学思想，首先必须从卦象入手。卦象，从微观结构上讲，是由“－－”、“—”二爻组成的；从宏观框架上讲，则是由这两种爻象不断变化、不断组合形成的流动而封闭的系统结构。如果我们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提炼，在微观结构上，我们可以得到有关“阴阳”的世界观；在宏观的框架上，我们可以得到有关“周易”的方法论。
那么，《易经》中的“阴”、“阳”或者说“－－”、“—”二爻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这一“易学领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曾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揣测和推断。在诸多的揣测和推断中，我觉得那种认为“—”、“－－”二爻分别象征男女生殖器的观点最能令人信服。这是因为:第一，从直观效果上看。此说似比那些将“—”比作天之混然一体、将“－－”比作地之水陆二分之类的说法更接近古人发自具象的联想能力。第二，从发生顺序来说，此说似比那些认为“—”、“－－”缘自“九”、“六”之数据之类的说法更接近古人先具体、后抽象的思维逻辑。第三，此说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且也最能说明《易经》与儒、道之间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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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经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在上古社会，种的繁衍作为人类自身的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男女交媾与繁衍子孙之关系的发现，是人类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必要条件。这一秘密的发现不仅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先民们对于宇宙万物的总体观念。“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传·系辞》)可以想象，当伏羲氏之类的古之贤者发现了男女交媾以生育子孙的秘密之后，便把这种知识扩而大之，不仅发现动物也是雄雌交媾的产物，而且认为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由两种相反相成的原始生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于是便类比男女生殖器的形式，产生了“－－”、“—”二爻，并推演出八卦乃至六十四卦，以预测和把握人生、社会、宇宙的规律。因此，这里所谓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即是说近取自人类自身的男女之器，远取自动物之身的牡牝之器，然后引申、推演，形成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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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哲学相比，这种“阴阳”世界观的形成，至少具有以下三重意义：第一，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人的哲学思想，最早都是从生产实践中来的，但是中国的哲学萌生于人类自身的生产，因而具有明显的人文性和内倾性；而西方的哲学则发源于人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如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因而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和外倾性。因此，西方人总是在外在的彼岸世界中寻找宇宙的根据和生命的寄托，而中国则是一种“反求诸己”的文化。第二，由“阴阳”而构成的中国哲学原型具有一种先天的二元论倾向，不承认任何一元的、独断的宇宙本体，这种倾向弱化了中国人的形而上学兴趣，并导致了对的排斥力。而由“水”、“火”、“理念”、“太一”之类组成的西方哲学原型则具有一种先天的一元论趋势，这种趋势强化了西方人的形而上学兴趣，并导致了的信仰动机。第三，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外倾的、一元的、西方式的哲学原型容易导致相互排斥的哲学派别和体系，像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实在论、近代的英国经验派和大陆理性派、现代的科学思潮与人本主义都是如此；而内倾的、二元的、中国式的哲学原型则容易产生相互补充的哲学派别和体系，如儒家和道家便是如此。F
《易经》对儒、道两系的影响，不仅具有世界观的意义，而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如果说《易经》的世界观表现为“阴阳”，那么，《易经》的方法论则体现为“周易”。“周易”二字，不仅仅是书的名字，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的标志。简单地说，“周”为周而复始，“易”为日月交替，前者提供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卦象结构，后者提供了一套“简易”、“变易”、“不易”的解卦原则，二者共同构成了一种素朴辩证的方法论。
与西方哲学相比，这种“周易”方法论的形成，至少具有以下三重意义:第一，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古代人的思维方式均以素朴的辩证法为主要形式，即强调对立面的转化、矛盾双方的相互渗透和彼此融合。然而相比之下，古希腊虽然也有“中庸”的哲学观点和“大宇宙”与“小宇宙”的思维框架，但远不如中国的“周易”精神那样古老、自觉和成熟。第二，从消极的意义上讲，这种“周易”精神的存在从客观上限制了形式逻辑的发展，使中国的名家学派远不如古希腊的诡辩派那样引人注目，也没产生亚理士多德《工具论》那样丰富而严整的逻辑学体系。这种影响甚至导致了中国人对于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本能的反抗和拒斥，即用素朴直觉的“系统论”来抵御近代科学的“机械论”。第三，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种“周易”精神的发扬和光大，却造就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古代文明，它不仅使中国古老的中医、气功、围棋、京剧至今仍具有着无穷的魅力，而且使儒家和道家的人生哲学至今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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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观上讲，儒、道两家是对《易经》阴阳思想的历史性拆解。
作为儒家学派的阐释和发挥，《易传》的突出特点就是将《易经》中原本混沌未明、主次不清的“阴阳”观念伦理化、秩序化了。《易传·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天。”这样一来，“乾”、“坤”两卦之间，不仅有了天地合德的意义，而且有了“统”与“顺”的差别。这种由“雄”、“雌”引申出来的“天”与“地”、“统”与“顺”之间的差别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将成为代表父系社会伦理观念的儒家哲学的理论基础。
与儒家哲学的命运有很大不同，道家哲学长期以来一直处在意识形态的非正统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若寻找其最初的历史根据，我们便会发现，道家一开始就是作为被推翻的母系社会的代言人而出现的。在这一意义上，老、庄哲学中的没落情绪，可被视为被父系社会所彻底埋葬了的母系社会的历史折光。因此，尽管道家哲学也是对“阴阳”观念的历史性拆解，但其侧重点不在于提高“阳”的地位，而在于发挥“阴”的功能。
从这种立场出发，道家对《易经》中的“阴阳”、“雌雄”、“柔刚”思想的阐释与发挥，自然有着与儒家完全不同的侧重点。《易传·系辞》曰：“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阳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老子·四十二章》却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毂。”《易传·系辞》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庄子·天下》却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论语·阳货》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老子·二十八章》却说：“牝常以静胜牡。”《易传·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老子·七十六章》却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论语·泰伯》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老子·二十八章》却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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