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管晚上梦见什么,梦见喜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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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与人生密切相关的有三方面的因素。先天八字（天时）；二宅风水（地利）；后天人事（人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周恩来在上海
一、“周公馆”
1946年，在我党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期间，上海思南路107号（现为思南路73号）的大门上，钉有一块铜牌，上镌有三个大字：“周公馆”。铜牌下端还有一行英文字，直译就是“周恩来将军官邸”。
这所当时为中外舆论界十分关注的住宅，就是中国代表团驻上诲办事处的所在地。“周公馆”，是为适应蒋管区具体情况的对外公开名称。自1946年5月初随着国民党“还都”南京而由重庆东迁，一直到同年11月19日因谈判最后破裂而撤返延安，在这风云变幻的7个多月中，周恩来同志--当时我们称他“副主席”，外国人称他“周将军”--经常奔忙往返于南京--上海--南京之间，同国民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思南路107号，就是他受党中央、毛主席之重托，在国民党盘踞下的上海指挥战斗的总部。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今天回想起来，还感到那么亲切！
“周公馆”是一幢座北朝南的一底三楼独立式花园洋房。南面，隔花园与梅兰芳公馆相望。自1946年三四月间我们一些先遣人员“顶”下了这所房子后，除面向梅公馆的这一面外，其它三面，都被国民党特务的眼睛盯上了。这里过去是法租界很安静的高级住宅区，没有店铺，更没有叫卖的小摊小贩。可打从我们一住进，门前突然热闹起来了。马路对面设了个从不见有人光顾的皮鞋修理摊。一些拉三轮的，装作候客总停在门口。卖香烟的小贩，剃头挑子，也在我们门前晃来晃去，一眼就看出是些最蹩脚的演员。周公馆周围有好几家房子，被特务机关强“租”下供作监视点。他们在对面思南路98号上海妇孺医院设立了秘密监视据点，并根据上海警察宣铁吾的密令，黄埔分局派去的人每天要详细上报记录当天情况的《监视专报》。在正对我们大门的一间屋内，还设有摄影机，拍下进出周公馆的每一个人。
周公馆靠北的一面住着陈家康、徐克立（南方局妇女组）夫妇。他们窗外下面是一条僻静的小巷。这条小巷，也是有眼睛盯着的。我们的人从市区回来，首先看到的是家康、克立房间的窗台。为了安全计，我们在这个窗台上摆着一盆菊花作为信号。每当有敌特或他们雇佣的地痞流氓要来捣乱时，就把花盆撤掉。外出回家前要先打个电话问问，到家时还要先抬头看看这个窗台，见花盆还在，才能揿铃进门。
周副主席、董老他们极重视安全保卫工作。每当接见一些过沪的地下党员时，除了谈形势、谈工作外，总要详细地、具体地指导他们躲避特务盯梢的方法。有些相识的当时地下党的同志，日后和我们聊起这些情况时，深为领导同志对敌区干部这样的关切、爱护感叹不已。
二、和谈--“教育人民的一课”
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主要在南京进行，但副主席在短短的半年里四次来上海，在他的“公馆”里小住。有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时则住得时间长些。
对于旧上海，各式各样的评论多矣，什么“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滩”等等，都生动地表述了它阴谋、黑暗、无耻的一面。它是反动、黑暗的大本营，蒋介石就是在这里起家的。但上海又是中国工业和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它同时也是革命、进步的大本营，是中国的诞生地，也是中国文化、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地区。可以说，进步和反动都集中在那里。据当时看到的材料，那个时期国民党统治地区百分之八十的黄金贮存在上海，国民党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也来自上海。上海那时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命脉，也是我们党在国统区开展外事工作、统战工作、社会工作、宣传工作、文化工作等的一个重要基地。
周副主席来上海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即谈判斗争的需要。谁都知道，那时国民党蒋介石毫无和谈诚意，它只是利用和谈作为部署全面内战的烟幕。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得向中外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揭露国民党假谈真打的阴谋。周副主席把这叫做“教育人民的一课”。他说：我们明知马歇尔、蒋介石是在搞欺骗，明知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不能不和他们谈判，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不谈就会孤立。我们一定要通过事实，也通过我们的努力，完成这“教育人民的一课”。
国民党一方面在美国的全力帮助下，运用一切手段通过陆、海、空加紧运兵、运军火，蒋介石本人也特意飞往庐山牯岭避风，让下面将领放手大打，妄图造成以武力消灭我党我军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采用欺骗手段，制造和谈空气，散布和谈幻想，企图冲淡其在军事上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严重事实，诱使舆论误以为它还是愿意谈判，谈判还是有希望的。
每当这种时候，恩来同志就从南京来到上海。他气愤地对我们说：我不能继续呆在南京，去客观上帮助蒋介石制造一种谈判还在继续，谈判还有希望的假象。蒋介石和美国方面在谈判中蛮不讲理，施加压力，以为我们是怕他们的，逼我们割地求和订立城下之盟。可我们偏不吃那一套。所以，我干脆离开南京了。我来上海，就是要让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和谈受到了挫折，正处于僵局、停顿状态。我一天不回南京，就表明谈判还没有恢复。
恩来同志在接见外国记者时曾说，由于国民党拒绝保证停战，他已暂时退出南京谈判，不再与及美方代表进行毫无意义之磋商。除非同意重开唯一有权讨论停战问题之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否则他将不返回南京。至于司徒雷登大使主持的五人非正式小组，讨论范围仅以改组国府委员会为限，值此内战正继续进行之际，此五人小组成就如何，实无任何实际意义可言。
那时，我们在时事政策学习中，曾争论过一个问题：蒋介石最终会选择战，还是和？
有的同志认为：对蒋介石来说，不打，还可以拖它若干年；打，则明摆着迅速导致彻底毁灭。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他总不至愚蠢到自找死路吧？
后来听乔木（即乔冠华，以下同）同志谈，副主席听到这个说法后，笑了笑说，不要替蒋介石设想他是打聪明些，还是不打聪明些。他是不可能按我们人的逻辑办事的。他站在极端反动的立场上，只能妄想消灭我们，只能打。他在别的事情上可能是聪明的，但在这样历史性选择的大问题上，他不可能聪明，只能是愚蠢的。
三、扣人心弦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周公馆里，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副主席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了。
招待会上，副主席那铿锵有力，带点儿淮安口音的普通话，至今仍回响在我们耳际，遥远，然而清晰。
他指点着地图，面对挤满会场的百余名中外记者，满腔义愤地揭露蒋介石在各个地区挑动内战的详情。他分析形势，讲我们必胜的根据。有时讲得慷慨激昂了，就离开翻译章文晋同志，一面指着作战形势图，一面直接用英语讲起来。翌晨，翻阅英文报纸时往往可以发现，外国记者在报道时，常喜欢特别说明哪些段落是“周将军”亲口用英语讲的。副主席就这样努力通过中外记者之笔、之口，向全国、全世界阐明事实真相和我们党的立场。
周副主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之激动人心，还因为这种场合往往要与国民党特务面对面斗争。
招待会在周公馆一楼大客厅举行。但因到会的记者太多，大客厅里坐不下，还有许多人要坐到一楼平常用来吃饭的廊厅里。因此副主席总是站在大客厅通廊厅的门中间，一半身子在客厅，一半身子在廊厅。大门敞着，以便让尽量多的记者来参加。这样，便可以从大门外望见站在客厅与廊厅之间的周副主席的半边身子。一次，副主席正在向中外记者发表讲话，管保卫的同志悄悄告诉他，大门口站着好几个带枪的特务，请副主席站进客厅里，不要让半边身于暴露在外。副主席一听大怒，干脆走到直通大门的平台上，大声向门外带枪的人喝斥道：“你们谁是特务？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是你们的请来谈判的，你们竟敢对谈判代表采取这样卑鄙的手段！”副主席这种凛然正气和大无畏精神，竟把那几个特务给吓跑了。
四、“周公馆”里的座上客
我们后来称之为民主人士、爱国人士的，当时他们自称为“第三方面人士”，意为既非国民党一方，亦非一方之“第三方面”也。迨1946年底，马叙伦先生在上海《文汇报》撰文《再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指出：自国民党当局公然推翻协商会议决议，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非法国大之后，中国便只有民主和反民主两个方面，不容许在这两个方面之外还有个第三方面，因此“第三方面”这个名词以后在争取民主时期应不再出现。马叙老这篇宣言性的文章发表之后，才基本上不再见有人自称或被称“第三方面”。
周副主席是做统战工作的模范。他尊重、理解朋友们，这些朋友们也很尊重他，信赖他。他有时同朋友们聚谈，讨论，有时做耐心的解释。
我们素所敬重的孙夫人宋庆龄先生曾与副主席在上海多次会面，亲切晤谈。我们也曾见宋庆龄先生亲临周公馆访问副主席。郭老那时是经常来的客人。他那时还不算老，身手还很矫健。一次，他一纵身跳过园子里的一汪雨水，随即向同来的几位老先生吹说：“看！我一个箭步就过来了！”
张澜、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谭平山、柳亚子、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梁漱溟、许广平、沙千里、史良、包达三……这些后来参加了政协、人大或人民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也经常或有时在周公馆里看到。“混入又混出”的青年党人，那时还混迹于“第三方面”，有时也出现在我们的大客厅里。后因参加伪国大而被民盟决议令其“退盟”的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在“动摇”过去之前，也常来作客。
1946年7月25日，民主战士、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突患脑溢血溘然长逝。周副主席遽闻噩耗，是多么悲痛啊！他含着眼泪说：在韬奋去世之后，我们党又失去了一位最知心、最可靠、也最可贵的朋友！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这真是我们党、我们人民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他当天在致党中央电中称誉陶先生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并关照在上海工作的潘汉年、伍云甫等同志，要对进步朋友多加照顾。
周副主席一向很重视文化界的工作。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和电影戏剧演员经常应邀来座谈。其中有田汉、阳翰笙、胡风、夏衍、于伶、黄佐临、刘厚生等，还有电影明星白杨、秦怡、张瑞芳、丹尼等。
一天，我们正出门，看见门口徘徊着一位身穿黄丝绸长衫，头戴礼帽式草帽，腋下夹着一根手杖的约有四十来岁的男人，他一见有人出来，忙摘下草帽，用夸张的京腔京调，一板一眼地问：“请问，这儿是周公馆吗？”这样的衣着风度，这样清晰洪亮的舞台京白腔，实党惊异！我们定睛一看，原来是京剧“麒派”创始人做麟童--周信芳先生！后来知道，他是应副主席之邀，来周公馆参加文艺界人士的座谈的。
周副主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早上，往往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刻。那时，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等各老朋友往往早早就来了，他们到得差不多了，副主席就依惯例叫于产（于土当时名于产）把当天早晨所有英文报纸上关于他头天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关于对我们党的反应、评论，当场翻译给他和这些客人一起听。什么报，写消息的记者是谁，他讲的哪些话报道了，哪些没报道，哪些话报得真实，哪些歪曲了，都要一一介绍清楚，否则他就要问。有时，连当日有什么有影响的外国人士过往上海、南京，周副主席也要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外事组对外联络组工作任务的一部分。周副主席和客人们边听边谈论，那空气就象是一家人一样。
记得当四平激战时，有少数民主人士曾劝我们主动“让出”四平。当我们主动放弃张家口时，也有少数民主人士以为我们顶不住了。还有的责怪我们的土改政策“损害”了“群众”利益。甚至认为我党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的战略方针，不过是“战败”的遁辞而已，等等。当时我们这些年轻同志中有不少人对此很气愤。但周副主席却一方面向这些民主人士指出：在谈判桌上，蒋介石还没敢向我们提出“让出”四平街的要求，想不到我们的朋友竟向我们提出了，另方面又以事实，从道理上耐心说服他们。他还教育我们这些沉不住气的青年同志说，不要着急，等将来我们实行大反攻了，他们就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想法的。
事实的发展果然如此。1946年11月，民盟严正宣布拒绝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之后，副主席曾总结说：民盟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八年抗战和最近一年来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
形势发展很快。周副主席离开上海前，在1946年11月17日夜写给郭老、于立群夫妇的信中曾说：“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了1948年秋冬，前线上早已见分晓了。这些老朋友从坐船去东北解放区的心情已与在上海时完全不同了。
这里，我们觉得有必要提一提一位“洋”座上客--加拿大著名和平人士文幼章先生。
文幼章先生算是周公馆的老朋友了。他和周副主席谈论形势，和家康等人谈论事务，还帮助我们年轻同志润饰英文稿。在周公馆里，他象在家里一样。
美国著名女记者、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她前往延安之前，副主席曾在上海周公馆里会见她。那是1946年7月下旬，领导上告诉于产，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来上海了，住百老汇大厦（今称上海大厦），要于产立即带些吃的东西先去看看她，向她表示热烈欢迎。她若提出什么要求，尽量都答应，因为她从没提过不合理的要求。
于产遵照领导的指示去拜访她，表示热情的欢迎。她提出的唯一要求便是：会见周恩来将军！
于产当即回答：我将立即报告将军。我认为将军会很高兴见到您的。具体时间、地点，由将军和您共同决定好吗？斯特朗很通情达理：“完全听周将军方便吧！”
第二三天，于产就又去百老汇大厦，去接她来周公馆与周副主席会面。后来听乔木、文晋同志说，副主席就着一幅新绘制的战场形势图，不厌其详地向她介绍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我解放区的情况，以及我必胜、蒋必败的根据。
斯特朗女士在上海会见了周恩来将军后，很快就取道北平飞延安采访毛泽东主席去了。
五、“周恩来瘦了”
邓大姐1946年7月在回答上海记者们的问题时说：周恩来为中国的真正和平而忙碌不堪。午睡根本不可能，夜间也睡得极少，而且寝不能安。周恩来瘦了，不象往日那样健壮了。这时，我们也都发现我们的副主席消瘦了。
他怎么可能不瘦呢？
健壮固然健壮，可人毕竟不是机器人呀。在那些处于“突击”状态的日日夜夜里，中午从不见他午睡，晚上，按一般情况，总要工作到翌日清晨四时左右才能休息，而早晨七时半左右起来，立即又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这样的生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一天晚上，都下一点了，家康转告于产，副主席要于产立即整理一件特急材料给他。于产整好，已经快凌晨四点了，便从自己所在的二楼，蹑手蹑足下到一楼周副主席办公室兼卧室。一看，辛劳了一整天的周副主席还坐在桌子前，戴着眼镜，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上面写满了极小极小字体的材料呢！
我们工作当然也忙，但都有明确分工：管内部工作的只管内部工作，管外事工作的只管外事工作。除有时需作必要的协作外，一般互不涉足他人工作范围。但副主席就完全不同了。他什么都得管。作为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他还负责指导我国南部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在实践中，他把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党内与党外既严格分开又紧密配合，工作有条不紊。许多党员，许多情况，他都很熟悉。他经常接见地下党的
他如此繁忙，还时刻关心每个同志的安全。
周公馆的同志们不是为了工作是不随便外出上街的。一天，单独外出工作的广东籍年轻干部关振群同志（因为长得象，大家都叫他“莫洛托夫”）到晚上10点，过了预定回来的时间很久了还没有回来。副主席知道后非常着急，亲自在一楼用作饭厅的廊厅里把大家召集拢来，在作了分头去找的部署后，一直在廊厅里焦急地踱来踱去，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有关负责同志不该让一个刚来上海不久的年轻同志晚上单独外出工作，若有必要也得有人陪伴，去前要说明所去地点和预定返回时间。
副主席正说着，那个小广东自己回来了。原来，他在回来的路上，发现有人跟踪，他花了好大力气才脱了“梢”回到家。他一进门，看到周副主席正为他的安全问题那么焦急，他感动得涌出了热泪！
上海工委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因病，化了名，填了友人家的住址，住进了上海第四医院。副主席忙成那个样子，竟曾三次亲往医院去探视。7月16日晨，刘光同志终于永远停止了呼吸。副主席和邓大姐闻讯急速赶到医院，他悲痛得说不出话来，邓大姐则抚尸大哭。每一个同志，哪怕是青年同志，是多么牵动着副主席的心啊！
周副主席工作繁忙，吃饭极简单。在家里，他总坚持和大家同桌吃一样的饭菜。那时，管炊事的陈姐对日理万机的副主席，总觉得饭菜太单调了，于心不忍，有时就偷偷炒盘鸡蛋端上。细心的副主席一看另外一桌上没有，就告诉管行政的同志，以后不许对他“特殊”，并把炒蛋推到桌子中央，要大家一起吃。
附带说一句，副主席瘦了，我们大家绝大多数也并没有长胖。试想，副主席那么忙，每天做那么多事，他的那些秘书，以及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谁又能不踏着这快速的节拍起舞呢！
多么辛劳的日日夜夜啊！可是，我们多么渴望再过过这种虽然辛劳，但却没有扯皮，没有歪风邪气，真正全心全意扑向工作的日日夜夜啊！
六、人鬼之间
一度，领导上传达说：据地下党可靠情报，国民党C.C.派特务机关，计划派出大批特务，并雇佣一批流氓、打手，打着“苏北难民”（苏北的还乡团、逃亡地主之类，国民党就叫“难民”）的旗号来我周公馆“请愿”，对我土改政策进行“抗议”，并在混乱中趁机砸周公馆，杀害我方工作人员。传达中还说，国民党特务新制订了一系列暗杀手段，其中包括：佯装一般车祸，伺机用汽车将我方人员撞死在大街上；跟踪我方独行人员，于僻静处于以绑架；制造个人原因的假象，对我方某些人员实行枪杀，等等。虽然我们都是正式登了记、办了户口的中共人员，于理是不能加害的，但国民党一向反共不择手段，它哪管什么理不理！
为此，副主席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愤怒地指出：从沧白堂扔石子，校场口打伤人，到捣毁《新华日报》，到处进行暗杀，现在竟发展到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这一连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其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和文学家，这真是无耻之极！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列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殴打、绑架和暗杀他们。民主人士的名字都在陈立夫手上，更不要说我们人了！副主席大声疾呼：现在已经不是抗战以前的时候了，我们要伸雪！我们要控诉！希望记者先生们用笔和口来控诉，以制止这种卑鄙无耻的暴行！
一次，副主席乘车外出，发现后面有一辆中统特务汽车紧紧尾随。副主席的车停它也停，车开它也开。周副主席叫司机停车，自己下来走向特务汽车，大声斥道：我周恩来是你们蒋委员长和美国马歇尔请来谈判的，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快给我走开！那几个特务只好灰溜溜地掉头开跑了。事后，副主席还曾当面向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侦提出抗议，要他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吴国侦只好作了保证。
自国民党撕毁政协会议决议，悍然于1946年11月15日片面召开非法的“国民大会”，最后关死和谈大门，而完成了教育人民的一课。周副主席于这年11月19日飞返延安之后，周公馆改称“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由董老坐镇，国民党对我们的骚扰迫害，更加变本加厉，明目张胆了。
七、“民主死不了！”
先后惨遭国民党特务枪杀的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追悼大会，1946年10月4日上午在上海四马路天赠舞台（现名劳动剧场）举行。领导上派我们二人前去参加大会，并观察情况。
会场附近，“民主死不了！”的大幅张贴画赫然在目，一下子攫住了大家的心！会场大门口，架着两排美制机关枪，从大门一直排到楼下内门。会场四周的军警宪特，一步一岗，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他们守在门口盯着进入会场的每一个人，一一检查入场证，就连新闻记者，也不准自由入场采访。
会场里布满了特务和“短衣客”（打手），臂上都一色儿缠着黑纱（凶手给殉难者戴孝，真是莫大的讽刺！），还有不少花钱雇 来的流氓、无赖以及一些还不懂事的小学生模样的孩子。这些 人把会场四周和后排的位子都占去了。据邻座的与会者介绍，这帮人清早六点就抢先来占位子，说好开会时特务一带头鼓掌， 他们就跟着紧鼓掌，特务一带头起哄，他们就跟着大起哄，不许 自作主张。报酬是除管一顿早点外，每人还发“五只角子”（五毛钱）。我们进会场时，这帮人正在补进早点--大嚼包子、面包。有个被哄骗来的女工对别人说：“叫我来，说是有好戏看。怎么还不开锣呀！”这帮人也真象是来天蟾大舞台看戏似的，从始至终嗑瓜子，嬉笑打闹，旁若无人。
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须首先致词，接着上海市议长潘公展讲话，他们说什么上海是“全国民主与自由的楷模”，“允许人民发言，批评”，但“要有分寸”，“要负责任”，“要顾及对国家、民族、社会、世界之影响”，云云。特务带头，那帮人鼓了掌，稀稀拉拉。有趣的是，他们中有人可能以为在捧歌星呢，竟高呼“安考儿！”“安考儿！”（英语“encore”之音译，意即“再来一个！”）有的则象听戏捧名角似地大喊：“哟，哟，好！”“哟，哟，好！”真令人哭笑不得！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一上台讲话，特务就带头鼓噪：“的尾巴！”“的尾巴！”那些被雇来的人也就跟着大吵大闹，乱成一团。但郭沫若、史良、罗隆基、楚图南诸先生的讲话，仍赢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
就在郭老讲话的掌声未落的时候，忽见邓颖超大姐出现在讲台上了！她神态严肃、庄重，大声宣告：我谨宣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亲笔书就的悼词：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周恩来
邓大姐庄严的正义的声音震彻全场。她每念一句，台下就热烈鼓掌一次。只念了短短几分钟就戛然结束，从容走下讲台。这时，全场又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久久停不下来，我们见此情景，激动得热泪盈眶。
那些被特务雇来的人在此情势下，也跟着拼命鼓起掌来。过了一阵，几个特务才明白过来，忙打着手势大声喊：“错了！错了！不要拍手！不要拍手！”但是，一帮特务是扭转不了局势的，广大群众以雷鸣般的掌声，一直把邓大姐送上了汽车。民主与独裁斗争的这一重要回合，我们胜利了！
两天后，10月6日，周副主席亲自出席了在静安寺举行的对李、闻两烈士的公祭。人们望着李、闻两烈士的遗像，眼前总浮现着那幅巨大的招贴画：“民主死不了！”是的，这次追悼大会的情景证实，以后的历史发展更证实：民主是死不了的！
八、撤退前夕的不眠之夜
我们两人是当时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干部中很年轻的两个，都是代表团的外事组（外事委员会）组员和外事组对外联络组组员。
在蒋介石最后关死和谈大门，我代表团人员被迫作紧急撤退时，哪些同志回解放区，哪些同志去工作，哪些同志留在上海转入地下，周副主席都是根据每一个同志的具体情况，和有关负责同志一起，一个人一个人地亲自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的。1946年10月14日晚上，我们外联组组长陈家康同志叫我们二人晚上不要睡觉，听候命令，随时准备出发。半夜里，他来通知我们准备去。我们马上把箱子里所有“土”的东西都拣出来，只剩些“洋”的。隔一两个钟头，又通知我们有变动，要回解放区。于是我们又把“洋”的全倒出，箱子里全装些“土”的。又隔一两个钟头，又通知我们还是要去，又把箱子倒腾了一番。到天已蒙蒙亮时，才最后通知我们：立即上船出发回解放区。这时，家康同志郑重告诉我们，这是副主席亲自下的决心。按我们的专业，理应去工作的，但副主席考虑到我们即将有一个小宝宝出世，怕在万一有危险不好办，才最后下决心把我们安排到回解放区的行列中。当我们得知敬爱的副主席在这样危急的时刻，竟为未来的一个小生命而通宵考虑再三，我们怎能不感动，怎能不感到浑身是力量？
翌日，10月15日清晨，我们登上了由上海开往我解放区的登陆艇，顺利回到了山东解放区的烟台。
这是雷雨的剧本
http://www.oklink.net/99/1125/leiy/index.htm
《雷雨》赏析
《雷雨》的主题
《雷雨》是四幕悲剧(初版本有“序幕”和“尾声”)。它通过周、鲁两个家庭，8个人物，
前后30年间复杂的纠葛，写出旧家庭的悲剧和罪恶。在作者看来，这场悲剧和罪恶的制造者正
是那些威严体面、道貌岸然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当时作者虽还不能从理论上清楚认识他的
人物的阶级属性和特性，但具体描写上，已经接触到了现实阶级关系的某些本质方面。周朴园
与侍萍的矛盾分明带有阶级对立的性质，周朴园与鲁大海的冲突，更可看出社会阶级斗争对作
者的直接影响。剧本虽然从性爱血缘关系的角度写了一出家庭的悲剧，但客观上也反映出中国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某些侧面。充满不义和邪恶的旧家庭正是整个旧社会旧制度的缩影。
《雷雨》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作者对旧家庭的生活非常熟悉，对所塑造的人物有着深
切的了解，对人物性格的把握相当准确。周朴园的专横伪善，繁漪的乖戾不驯，都给人以鲜明
的印象。《雷雨》接受了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洋溢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剧气氛。作者善于把
众多的人物纳入统一的情节结构之中，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紧张的场面和强烈的戏剧冲突，再加
上语言的活泼和生动，使《雷雨》获得空前的成功。1935年4月《雷雨》首次在日本东京演出，
同年秋在国内上演；从此，《雷雨》成了最受群众欢迎的话剧之一，一直保持旺盛的艺术生命
力。
《雷雨》的人物和戏剧冲突
曹禺在《雷雨》中，描写五四以后一个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黑暗生活，以封建家
长和资本家的周朴园为中心，展开了他所直接和间接造成的各种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揭露了
旧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的罪恶。
30年前，周朴园还是一个“大少爷”的时候，曾经勾引使女梅侍萍，后来为了要娶“一位
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将她和新生的第二个儿子赶出门去。18年前，他又娶了繁漪。繁漪不堪
忍受他像“阎王”似的压迫和“监狱”似的家庭生活，3年前就和他的长子周萍发生恋爱。但
是周萍像他父亲一样，不久就厌弃了她，又去勾引使女鲁四凤。同时，繁漪的儿子周冲也在爱
着四凤。周朴园继续压迫繁漪，她就只好抓住周萍不放，而周萍却竭力逃避。繁漪就叫四凤的
母亲来带走四凤，以此向周萍报复。梅侍萍后来嫁给鲁贵，生了四凤。因此，周萍和四凤原是
异父同母兄妹，这种乱伦关系一经发现，家庭悲剧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雷雨》以周朴园和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的矛盾为主要矛盾，同时还表现了资本家和工人
之间的阶级矛盾。周朴园一贯剥削工人，“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他曾经命令矿警打死
了30多个矿工，罢工工人鲁大海前来和他交涉，他后来虽然知道鲁大海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
但他终究毫不留情地镇压工潮，并将鲁大海开除。
曹禺所要表现的这种生活过程，历时30年，而且关系如此复杂，斗争如此尖锐，那么他怎
样将这些内容组织在一篇四幕剧中去，正如狄德罗所说，他怎样“由主题的中心直入，仔细分
辨剧情开始的时机”呢?
从舞台形象的塑造上说，近代话剧在时间和空间上比我国传统戏曲受到更大的限制。传统
戏曲的演出，不需要近代话剧舞台上所应用的布景和幕，即使应用，总是带有虚拟性质，因此
剧作家可以较自由地来处理他的内容，大致按照矛盾冲突的发展的自然程序，从头到尾表现出
来。例如元代杂剧作家纪君祥在《赵氏孤儿》的楔子和五折戏中，从头至尾表现了历时20年的
屠岸贾迫害赵盾祖孙三代以及赵氏孤儿为家族报仇的故事。曹禺当然不能再用这种结构，必须
根据话剧舞台的条件采用新的方法，更紧凑更集中地来组织戏剧动作。他在《雷雨》中，将前
后30年的旧中国家庭和社会的许多矛盾冲突集中在“一个初夏的上午”到“当夜两点钟的光景”
的一天之内以及基本上在周朴园家的客厅来展开，他的这种苦心经营的结构艺术，主要是从欧
洲的一些剧作家那里得到借鉴的。希腊悲剧作家，由于当时特殊的演出条件以及取材于观众早
已熟知的神话传说，一般都从戏剧冲突的发展过程的中间或者将近结尾之处着笔，并不从头演
起，而将过去情节由歌队歌唱出来。其后，易卜生继承并发展了希腊悲剧的结构特征，形成他
那特殊的“回顾方法”，将过去的情节和现在的情节交织起来，以“过去的戏剧”来推动“现
在的戏剧”，甚至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只是过去的戏剧的结果。在《玩偶之家》中是如此，而
在《群鬼》中尤为突出：集中在从上午到次日黎明的时间内所表现在舞台画面中的戏剧动作，
不过是将近20年前所发生的事件的结果，“父亲造的孽要在儿女身上遭报应”，等到剧中人阿
尔文太太说明她丈夫生前的许多荒唐行为并且指出正要结婚的欧士华和吕嘉纳原来是同父异母
的兄妹之后，悲剧就立刻发生了。
曹禺的《雷雨》在某些方面曾受到易卜生的《群鬼》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雷
雨》和《群鬼》的结构上的某些相似之处，并不是曹禺任意仿效易卜生，而主要取决于他自己
的创作意图。曹禺所以要从30年前的矛盾着眼，而从一天之内的冲突落笔，我们应该从《雷雨》
的主题思想来找到解释。在他看来，一切剥削阶级的罪恶，都有历史根源，而且愈来愈严重，
因此只有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彻底揭露旧中国家庭和社会制度的弊害，才能充分表现受
害者的悲惨命运。这样描写，对于小说家来说并不算太困难，但是舞台的容量却有限度，因此
对于曹禺来说，什么是《雷雨》剧情开始的最好时机，从30年前周朴园勾引和遗弃梅侍萍开始，
还是从3年前周萍和繁漪发生不正常的恋爱开始，或者从现在开始，这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现在，他以“现在的戏剧”为主，而将“过去的戏剧”穿插其间以便产生推动作用，这个“剧
情开始的时机”显然是十分有利于主题思想的表现的。可是这种结构方法却给剧作家带来一些
困难，他一方面既要揭开现在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前情必须逐步交代，因此他就必须苦
心经营，巧作安排。曹禺先交代3年前的事，到第二幕才揭开30年前的帷幕，这样不但有条不
紊，而且使矛盾冲突得到合理的发展。
《雷雨》中的戏剧冲突所以如此尖锐复杂，原因在于剧中人物之间有阶级的对立和思想的
分歧。曹禺非常熟悉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并选择最好的时机从矛盾冲突中来表现人物性格。
在开幕的那“一个初夏的上午”以前，所有人物像在生活中一样，都有各自的贯串动作。周朴
园在3天前刚从矿上回来，正在设法镇压工人罢工运动。像父亲一样自私虚伪的周萍，为了摆
脱繁漪，正想离家到矿上去。繁漪不甘忍受封建压迫，可是找不到出路因而采取个人主义的报
复手段，为了破坏周萍和四凤的关系，早已通知四凤的母亲到周家来。那个天真幼稚而曾受到
“五四”民主思想影响的周冲，正在爱着四凤。四凤两年没有看见母亲，听说她要来很高兴，
可是想起自己和周萍的事又很着急。她父亲鲁贵是个卑鄙恶俗的奴才，想从女儿身上捞一笔钱。
而在周家的门房里，工人代表鲁大海等着要见煤矿公司周朴园。至于那个30年来含垢忍
辱而善良正直的侍萍，本在济南一个学校里做女工，现在正坐火车赶来，她唯一的人生理想便
是希望女儿不再蹈她的覆辙。我们从曹禺所设想的各个人物的贯串动作中可以看到，只有当剧
作家对于开幕以前的人物的活动和经历等胸有成竹时，那么开幕以后的戏剧动作才能迅速展开。
而所谓“剧情的开始”，并不如亚里斯多德所理解的那样，“指事之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
引起他事发生者”亚里斯多德《诗学》第七章，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不
断发展的过程，剧作家所描写的不过是有着普遍联系而又自成首尾的某一片段而已。
开幕之后，我们看到“在周宅的客厅里”，四凤在“滤药”，鲁贵在“擦着矮几上的银烟
具”。这一场很长，其中穿插着鲁大海的上场和周冲的过场。作者在这第一场中，并不平铺直
叙，而是通过鲁贵用威吓哄骗的手段向四凤要钱这一动作，表现了鲜明的父女两人的不同性格，
而从性格的矛盾中，生动地交代了许多幕前情节。他在交代这些幕前情节时，没有脱离人物的
性格，而将叙述和动作结合起来，这就使人不会感到沉闷，而在不知不觉中被逐步引导到戏剧
冲突的中心。
这一场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易卜生的《群鬼》的第一幕第一场。易卜生在那一场中，通过阿
尔文家使女吕嘉纳和她那庸俗的后父安格斯川的矛盾进行了某些必要的交代。而鲁贵所讲周萍
和繁漪“闹鬼”的事，也会叫人忆起阿尔文太太的话：“我听见吕嘉纳和欧士华在饭厅里说话
的时候，我眼前好像就有一群鬼”(第二幕)。但是，曹禺在《雷雨》第一场中并非没有独创之
处。四凤所“滤”的“药”一直贯串在第一幕中，到第一幕快要结束时，曹禺通过周朴园强迫
繁漪吃药这一生活细节，揭露了夫妻之间的深刻矛盾，表现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性格。此外，正
当鲁贵恬不知耻逼着四凤承认她和周萍的关系时，鲁大海突然上场，这一穿插在结构上具有重
要意义。从另一方面说，鲁大海的上场可以使得父女两人那个场面富于变化因而更加紧张，而
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于揭露了资本家周朴园和工人之间的阶级矛盾，展现了这个“体面”家庭
的阶级实质和周萍的腐朽的精神面貌。至于周冲的过场，给他以后向母亲说明他爱四凤作了准
备。但是鲁贵父女这个场面很长，占第一幕三分之一的篇幅，因此难免露出一些雕琢的痕迹—
—例如鲁贵过于唠叨，一再拦阻四凤送药上楼，曹禺自己后来甚至嫌它“写得嗦，不好”张葆
华《曹禺同志谈剧作》，《文艺报》1957年第2期。。但是由于其中交代前情相当生动，各种
矛盾的线索已开始交织起来，这一场戏颇能引人入胜。
曹禺在这以后的几个场面中，一方面迅速发展矛盾冲突，一方面继续交代前情。《雷雨》
既以描写这个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为主，作者就首先要着重表现四凤和繁漪、繁漪
和周萍以及周朴园和繁漪之间的矛盾。周萍明天要离家到矿上去做事，这就使得早已存在的复
杂矛盾更加尖锐化和表面化，而四凤和繁漪的命运，也将因此发生新的变化。周萍的这个决定，
自然会使我们联想到许多问题：他为什么要走?那么四凤怎么办?繁漪的态度怎样?
关于周萍明天要走这一情节，曹禺并不用简单的方法随便加以叙述，而是在四凤和繁漪的
场面中结合人物的内心活动交代出来的，这就增强了戏剧的效果。繁漪是主妇而四凤是使女，
但是两人都爱周萍，繁漪分明怀着敌意可又不便露出声色，因此吞吞吐吐地追问，而四凤却兢
兢业业地故意回避，这是一场充满内心动作的戏，十分耐人寻味。
繁漪和周萍过去的乱伦关系，系由周朴园间接所造成，而在现在的家庭生活中，他们之间
的矛盾表现得很突出。因此，曹禺在第一幕中有必要描写这两个人的场面。一般剧作家，可能
开门见山直接表现两人相见的场面，但是曹禺先写周冲向繁漪说明他爱四凤，然后再让周萍上
场，因为有周冲在一起，两人谈话表面上装模作样，实际上皮里阳秋，而繁漪所说的“我怕你
是胆小吧”和“这屋子里曾经闹过鬼”，已经是锋芒毕露，砭人肌骨。剧作家处理矛盾冲突的
发展，应该根据生活逻辑，既要放得开，又能收得住。繁漪在名义上是周萍的母亲，这种暧昧
关系当然不能随便公开，而她对于周萍的追求和周朴园对她的压迫，在程度上成正比例，只有
当她继续受到压迫时，她才会一步紧一步抓住周萍不放。同时，曹禺在第一幕中所着重表现的
是周朴园这个反面典型，因此，繁漪、周冲和周萍那个场面，从某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引子。
周朴园以一个封建家长和资本家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曹禺从侧面描写他忙着会客，暗
示他正在设法对付工潮，所以等他上场以后，就谈到矿上已经复工，鲁大海已被开除。他会见
家里人，一点没有情感，而且看着表说，“十分钟后我还有一个客来，”催着儿子说话，俨然
一副从德国学来的资产阶级讲生意经的神气。他一见繁漪的面就说她有病，强迫她吃药，很冷
峻地说：“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
从的榜样。”在这里就出现了第一幕的高潮。高潮是矛盾冲突发展的顶点，在每一阶段中都有
一个顶点，每一幕的高潮再逐步上升，最后形成全剧的高潮而至解决。曹禺在这一高潮中，从
正面和侧面揭露了周朴园对家庭的专制统治和对工人的残酷手段，因而使得戏剧动作更进一步
地向前发展。
戏剧动作在第二幕迅速发展。在侍萍上场以前，作者先写周萍和四凤之间以及周萍和繁漪
之间的关系，这样可以使她在更加紧张的气氛中出现，形成一触即发之势。而侍萍的出现，使
矛盾冲突更加尖锐复杂。在“现在的戏剧”开幕之后，通过侍萍揭开了“过去的戏剧”的帷幕，
两者交织起来，戏剧动作于是逐步推向总的高潮。在这过程中，周朴园的罪恶彻底被揭发，我
们还看到了由于他的罪恶，侍萍和四凤无辜遭受了悲惨的命运。曹禺在穿插侍萍这条线索时，
在结构上显然是采用了希腊悲剧家所惯用的形式——“发现”和“突转”。亚里斯多德根据他
对希腊悲剧的研究，指出“‘突转’与‘发现’是情节的两个成分”。他说：“‘发现’，如
字义所表示，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使那些处于顺境或逆境的人物发现他们和对方有亲属关系
或仇敌关系。‘发现’如与‘突转’同时出现(例如《俄狄浦斯王》剧中的‘发现’)，为最好
的‘发现’。”亚里斯多德《诗学》第十一章。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群鬼》的情节结
构中，也有这两个成分。曹禺的《雷雨》中，有几重“发现”，侍萍发现周朴园，继而发现四
凤的事，周萍和四凤发现兄妹关系，繁漪发现鲁妈就是侍萍，然后急转直下产生悲剧。
侍萍自从30年前受到周家“大少爷”的欺侮之后，唯恐女儿再受到同样的不幸，所以一向
不肯叫女儿到“大公馆”去当使女。假如她一到周家就听到繁漪劝她带走四凤的话，按照她的
性格，她一定会带走女儿，避之唯恐不及。她这一走，也就不会有所“发现”。因此，曹禺在
她上场之前，事先作了这样安排：鲁贵上来告诉繁漪“鲁妈来了好半天啦”，同时又传周朴园
的话要她去找“老爷的旧雨衣”。作者就这样将繁漪支出去，让侍萍上场有所“发现”之后，
她再拿着雨衣进来，而这雨衣又成为侍萍和周朴园相会的一条线索。曹禺这种安排虽则未免过
于纤巧，但是用心之细于此可见一斑。
侍萍来到周家客厅，等候繁漪下楼，这样她就有余暇来注意那关闭的窗户和古老的家具，
使她疑心“这屋子我像是在哪儿见过似的”。曹禺描写她低头沉思，双手冰凉，以显示她的心
理过程和生理反应。她先断定“我来过”，再注视着“那个柜”，听说这一家姓周，最后看到
“周家第一个太太的相片”，终于“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她最后叫四凤出去给她倒水，一个
人自言自语地说：“哦，天底下地方大得很，怎么经过这几十年，偏偏又把我这可怜的孩子，
放回到他——他的家里?哦，天哪!”到这里，她已开始有所“发现”。她想带着女儿就走，繁
漪却叫四凤帮着去找“老爷的雨衣”去了。
繁漪所以要叫鲁妈来带女儿走，是因为嫉妒四凤，但她却以周冲为借口，说得冠冕堂皇。
这位周太太，虽然身受压迫，有反封建的精神，但是在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中却隐藏着虚伪
自私的个人主义因素。曹禺在繁漪和侍萍这一场中，又以鲁贵屡次上场催她去看病作为穿插。
这个穿插，具有多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和第一幕中周朴园强迫繁漪吃药那件事相联系，进一步
展开夫妻间的矛盾；一方面又给周朴园的上场和繁漪的下场作好准备，以便周朴园“发现”侍
萍。
侍萍和周朴园相会这段情节很富于传奇性，但是作者却通过这一情节更突出地表现了周朴园的
丑恶灵魂。周朴园认为侍萍早已死去，多年来保存了那些旧家具和旧习惯，自觉心安理得，足
以“弥补我的罪过”。所以他最初曾以主人对待一般“下人”的态度，和侍萍谈及“雨衣”和
“窗户”，然后看模样听口音，开始觉得有些奇怪，于是提起30年前的那件事来。周朴园先后
两次问侍萍“你……你贵姓?”“你姓什么?”而她的回答是“我姓鲁”“我是这儿四凤的妈”；
在这紧张和松弛相交替的过程中，我们特别觉到紧张。最后，曹禺借用了希腊悲剧和我国戏曲
中的所谓“表记”，让周朴园因此“发现”侍萍。周朴园叫侍萍“下去”，顺便要四凤去找
“樟木箱子里的那件旧雨衣”和“几件旧衬衣”，侍萍就谈起“那种绸衬衣……一共有五件”，
有一件绸衬衣上“用丝线织成一朵梅花……旁边还绣着一个萍字。”这才使得周朴园不得不承
认：“哦，侍萍!(低声)是你?”
当周朴园一旦“发现”面前的“下人”是侍萍之后，他过去为了所谓“弥补我的罪过”而
装扮出来的虚伪面貌，在现实面前立刻现出了原形：为了维持他的名誉和地位，他想用钱来封
住侍萍的嘴，并且决定立刻辞退鲁贵和四凤。周朴园的卑鄙和狠毒，正好和侍萍的高贵和善良
成对照。在这一场里，不仅有性格描写，而且戏剧纠葛愈扣愈紧。
侍萍要求“见见我的萍儿”，周朴园以不准当场认子为条件答应了她。观众自然等着要看
侍萍如何会见周萍，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场面。假如曹禺接着就写母子相会的情形，比方说周
萍见了生母非但当作路人，甚至像他父亲一样将她当“新来的下人”，甚至责难她“你不知道
这间房子底下人不准随便进来么?”或者摆出“大少爷”架子骂她一顿，这就足够显示阶级之
间的对立状态了。但是曹禺不以此为满足，为了更深一层地揭露资产阶级的凶恶面貌和表现侍
萍的痛苦心情，为了更进一步激起观众的强烈的憎恨和同情，他将周朴园和鲁大海的斗争穿插
进来，使母子和父子同时相会，这就比单写母子或父子相会，具有更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鲁
大海早在第一幕中就等着要见周朴园，这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场面。曹禺写周朴园会见鲁大海
时早已知道他就是自己的儿子，但是毫无父子之情，有的只是阶级仇恨，照样将他开除，这就
比一般的揭露更加深刻。更重要的，曹禺将父子之间的阶级斗争放在侍萍面前展开，而且让她
亲眼看到打她儿子鲁大海的不是别人，而是她所要见的儿子周萍，这就使她终于“大哭”，喊
道“这真是一群强盗!”这一场是第二幕的高潮，从这里又引出了新的动作。鲁贵和四凤被辞
退，周萍决定当晚去会四凤，并向繁漪当面承认他爱四凤。繁漪就警告他：“你不要把一个失
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我们在第二幕结尾就预感到，“风暴就要
起来了!”
戏剧冲突在第三幕中逐渐发展，而且愈来愈激烈。周冲到鲁大海家来找四凤，一方面是奉
母命送钱——其实繁漪是要他来监视周萍，一方面是来诉说爱情。这就引起侍萍的疑心，逼着
四凤在雷声中起誓，永远“不见周家的人”。这位相信命运的善良女人，认为这样就可以逃避
不幸的命运，但是接着由于周萍的闯入和繁漪的阻挠，使她又“发现”了一件比她所想象的更
可怕的事情——子女乱伦关系。在这一场中，每个人物都具有强烈的动作，展开了激烈的斗
争：自私的周萍追求着四凤的爱情；绝望的繁漪开始作“困兽之斗”；侍萍发现四凤被勾引以
及乱伦关系之后就竭力要挽救这可怕的命运；四凤处在对周萍和对母亲的爱的尖锐矛盾中，由
于不能抗拒周萍而违反了自己的誓言，并且终于被母亲所发现，最后只得出走；而鲁大海看到
周萍，仇恨当然更深，但是碍于母命，只得暂时放过敌人。第三幕的高潮是以前的高潮尤其是
第二幕高潮的发展，每一个人到此已经欲罢不能，悲剧的结局已经是无可避免。
曹禺在表现全剧高潮逐步形成的时候，结合人物性格，既是层次分明，而又极尽曲折之能
事。而所有这一切，又和周朴园直接或间接相联系。曹禺从一个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中
来揭示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因而第四幕中的戏剧动作又在周家展开。戏剧冲突是由不同阶级
或不同思想的人所形成，在冲突过程中，人的性格不仅得到表现，而且发生变化。曹禺在写全
剧高潮出现之前，先写周朴园的性格的某些变化。这位封建家长和资本家，一贯剥削人压迫人，
在表面上似乎颇有声势，但是经过繁漪的反抗、侍萍的控诉以及鲁大海的斗争，逐渐感到他的
统治地位不像以前那样稳如泰山。在半夜两点钟光景，外面下着雨，除了自己，“屋子里一个
人也没有”，他后来只好对着周冲谈起自己的没落情绪，他“有点觉得老了”，而且还想到
“死”。这和第一幕中他和家人见面那一场相比，前后恰成对照。非常明显，他已预感到他所
代表的社会力量似乎开始有些动摇了。
繁漪从鲁家回来，精神有些变态，周朴园将她看做“疯子”，因此两人的矛盾更加尖锐。
这种精神上的迫害，逼着她向周萍作“最后一次”请求：“我现在求你，你先不要走……即使
你要走，你带我也离开这儿。”而周萍却像他父亲一样，对她说：“你现在不像明白人”。当
他听说她曾经到过鲁家去，他就骂她“你真是一个疯子”，甚至“狠恶地”说：“我要你死!”
她一个人在客厅里，“沉静地立起来，踱了两步”，自言自语：“奇怪，我要干什么?”这个遭
受周家父子两代欺侮的女人，在遇到最后一次打击之后，正在酝酿最后一次个人主义的反抗报
复。她这时候的沉静的心境，像夏天郁闷而凝固的空气一样，正预示着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接着鲁家的人先后又都赶到周家。周萍本来打算当夜一个人溜到矿上去，后来经过鲁大海
的质问和四凤的要求，才勉强决定，“我们现在就走”。(这里应该指出，由于曹禺当时对于工
人阶级认识不足，他描写鲁大海对于周萍和四凤的关系所表示的态度，并不能充分揭示这个工人
的性格。我们从鲁大海以前的表现看来，他在第四幕中的言行并不符合他性格的逻辑发展。在解
放后，曹禺曾经将这一点进行几次修改。在1959年的版本中，指出鲁大海决心要回到矿上去继
续斗争，又删去了周萍向鲁大海吐露他和繁漪的隐情，鲁大海拿出手枪要打周萍，最后又承认
周萍和四凤的关系等几段，并增加了他劝母亲“带着四凤先回去”这句话。这次删改虽则较前略
胜一筹，然而仍旧不能完全补救原来的缺陷。)四凤跟这个虚伪自私的“大少爷”一起出走，将
来未必能够得到幸福，但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似乎是她唯一的出路。戏剧冲突发展到了这个阶
段，就以四凤跟周萍走作为问题的关键。
然而，四凤无论如何无法逃避她的悲剧，正像她的母亲无法逃避她的悲剧一样。因为在周朴园所
代表的统治没有崩溃以前，当时劳动妇女的悲剧是必然会发生的。
四凤跟着周萍正要出走，她母亲却找来了。曹禺在这一场中深刻细致地描写了侍萍的无可告人的
痛苦心情。她首先坚决表示：“你们不能够在一块儿!”当她看到四凤晕倒，并且听说四凤已经
怀孕之后，她低声说：“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的这种孽；——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不知
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她终于为了儿女而“担待”一切罪过，
允许他们“一块儿走”，并且宣布“今天离开，你们无论生死，就永远不要见我”。曹禺在这里
描绘了一个善良的旧时代劳动妇女的灵魂深处的波涛，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旧社会旧家庭的罪恶
给予她的伤害。她在当时虽然还不明白是谁犯的罪、谁造的孽，甚至认为“罪孽是我造的，苦也
应当我一个人尝”，但是观众看得却很分明，对她深表同情和悲悯，因而更加憎恨造成这种苦难
的社会根源。
当周萍和四凤第二次准备走的时候，繁漪带着周冲又来阻挠他们了。这位绝望的女人以前正
在怀疑“我要干什么”，现在显然已经决定要干什么了。她现在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叫周冲来破
坏周萍和四凤的关系，但是当那天真的孩子表示“忽然发现我好像并不真爱四凤”的时候，她毫
无顾忌地当众宣布她和周萍的隐情，并且控诉周萍“是你才欺骗了你的弟弟，是你欺骗了我，是
你欺骗了你的父亲!”她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他们出走，她将“大门锁了”，并且喊出了周朴园。
周朴园一上场，全剧的高潮就出现了。他喊出侍萍的名字，命令周萍跪下去认他的生母。这个伪
君子想再来“弥补”他的罪过，反而促使悲剧立刻发生。四凤跑出去触电而死，使侍萍感到了真
正的幻灭。这种结局当然不是出于繁漪的狠毒，归根到底还是周朴园的“罪孽”所必然产生的恶
果。周冲的惨死，也从侧面表现了这个主题思想。侍萍经过又一次事实的教训，不可能没有些新
的认识。当仆人提到鲁大海还在周家门口时，周朴园要叫他进来。曹禺在1959年戏剧出版社出版
的新版本中，接着这样描写侍萍：
鲁侍萍(阻止)不用了。(立起，向中门走去，至门口，返身，向周朴园)他不会来的，他恨你!
(昂首返身走出。)
经过这番修改，全剧的结局显得比较有力，作者这样暗示我们，悲剧虽然已经发生，冲突暂时告
一段落，但是由于鲁大海和侍萍对周朴园的仇恨愈来愈深，斗争还将继续发展。
见财，好征兆
黄鑫源，黄渝金，黄启金，黄亮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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